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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中国

天命中国(18)天地人和惠中华

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 8:28)

历史看似混乱,其实都在上帝的主宰之下。上帝做事非同人类,既有一定的时序和次序,又有周密的安排部署,等待条件预备成熟才会层层推进。同时,上帝在历史上的作为是围绕属神之人进行的,为祂宠爱的中国教会兴起,上帝做了那些准备工作呢?我们围绕中国人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角度展开。

天时:五百年之大变局

前面第七章,我们探讨了一个规律,就是在中国的属灵历史上,从尧舜、商汤到周文王以及孔子老子,每五百年就会出现一个或一批大圣人,引领中国进入一个全新时代,孔子逝世以后五百年,出现了那位最终的圣人,圣人中的圣人——救世主耶稣基督。

不过,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中国就被神抛弃了1800年,每五百年出圣人,引领中国进入新时代的规律也就中断了。那么,在这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在中国和世界进入第五个五百年之际,在中国已经被福音得着近200年后,会不会恢复这个规律呢?

图18-1 马丁路德以对天主教的批判开始新教改革

恰好也在五百年前,神在西方兴起了一位圣人,名叫马丁路德,1517年,他在德国发起了宗教改革,从腐败的天主教中恢复圣经真理,释放了基督信仰的活力,基督新教(撒狄教会)从此诞生,神的恩典再一次如雨降下,不仅改变了欧美的历史,也一举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

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与中国教会的建立有着莫大的关系。一方面,新教的兴起,使得中国被纳入世界体系,国门被打开;另一方面,天主教向中国传教一直不是很成功,真正让福音和教会落地生根的,还是新教的传教士,因此,中国教会主要继承的是新教(撒狄教会)的信仰遗产。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可惜他所发动的改革并不完全,并未实现神的完整期望,新的复兴,新的变革势在必行。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每一事务都有定时。

生有时,死有时;

栽种有时,拔出有时;

杀戮有时,医治有时;

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放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测透。(传道书 3:1-3,11)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经过宗教改革以后五百年的预备,现在已经时机成熟,神正在让万事相互效力,迎接一个前所未见的新时代到来,五百年的复兴周期又将重现在中国!

围绕这五百年之大变局,也有一些条件渐渐酝酿成熟。首先,西方民族和国家的罪孽已满,已经到了上帝审判他们的时候。从马丁路德新教改革开始,西方、雅弗族、盎格鲁撒克逊人(背后是可萨犹太人)已经统治世界五百年,他们兴起资本主义,推崇民主自由,以经济控制和武力攻打殖民全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犯下了无数的罪行,以拜偶像为首,包括种族灭绝、发动战争、强取豪夺、贩卖奴隶……,直到今天的吸毒合法化、卖淫合法化等等,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领袖的西方已经走到了尽头。在这个过程中,本应做光做盐的教会难咎其责,不仅已经严重偏离福音与真理,在各方面更是与世俗一起堕落,不断敌基督化。这些罪行必须受到审判,因为上帝如果再不阻止,他们会带着整个世界进入地狱。

与之相反,以中国为首的东方世界却呈现出复兴气象。中国经过百年殖民苦难的历练,人心变得谦卑,数千年来积累的罪孽被不断反省,老祖宗留给中国人的公平公义仁爱也在心中被渐渐激活,以至于呈现出奋发图强之势。最重要的是,西方教会有识之士没有白忙乎,他们在中国,在整个东方点燃的福音之火,已经渐成燎原之势,足以颠覆整个国家和民族。

因此,五百年大变局的实质,从世俗的角度看,是世界的财富和权力中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西方的代表美国向东方的代表中国转移,从雅弗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向含族的汉族转移,从属灵的角度看,就是属灵的权柄和荣耀,从撒狄教会向非拉铁非教会转移,从美国教会向中国教会转移,中国教会要成为新的“山上之城”,正如以下圣经所言:

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把这国赐给另一个比你更好的人。” (撒母耳记上 15:28)

耶和华照他藉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与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撒母耳记上 28:17-18,和合本)     

地利:中国崛起

当今的教会,固然是上帝关注的中心,但围绕教会的世俗世界也并非多余,上帝往往借着教会祝福世俗世界,也常常借着世俗世界来鞭策、管教教会,并为教会的复兴做好准备条件,借着世俗的中国,上帝为中国教会复兴准备了独一无二的条件。

首先,我们来简要回顾一下世俗世界中国的崛起,本身也是一首波澜壮阔的史诗。从清朝末年的腐败,西方殖民中国开始,中国的仁人志士就开始了民族自救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其实是由可萨犹太人和共济会在背后发动的,试图把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这不符合上帝的心意,也无法得到中国大众的拥护,这个革命是失败的。

第二个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选择了社会主义特点的另外一条道路,核心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更为贴近。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内战,这条路线最终打败了以国民党代表的资本主义的路线,在1949年取得了政权。并从此时到文化大革命,在思想和制度上清除了旧中国的残余。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开始了历史性的改革开放,开始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一路狂飙,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从世界最贫穷的国家跃升到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世界地位也急骤上升,成为世界的领导国家,这种增长目前还没有达到极限,中国仍有不少的潜力还尚未发挥出来。

图18-2 高铁是中国富强的象征之一,中国现在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高铁网络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上帝的保守和心意。如果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是旧民主主义得胜,中国注定与现在的韩国、日本和台湾一样,表面上独立,其实是个殖民地国家,成为美国的附庸,无法保持真正的独立性,最后被纳入敌基督体系,成为上帝仇敌的帮凶,末日也会早早到来。

而现在的状况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可以自主选择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神可以使用中国,对抗西方的敌基督体系,并兴起一个与中国古代上帝信仰相联结的,与西方教会大不相同教会,来造福中国和世界。具体说来,世俗世界的中国为中国教会的兴起提供了以下几个条件:

  1. 这个中国为教会提供了相对公正、和平以及富裕的环境。

当前的中国,是一个比西方更加公正和平的中国。在中国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下,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阶级压迫、民族冲突、种族歧视被大大削弱,弱势人群得到扶助,对外强调则和平发展与贸易互利,不主张用武力压迫,与许多国家关系都不错。这为中国教会的复兴提供了安定的条件,也为对外传福音提供了助力,尤其是向中东地区传福音,可能唯有中国教会才能做到,因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几乎没有历史恩怨。此外,中国财富的积累,也为教会的事工和传福音准备了物质和资金上的条件。

2、强大的无神论、中央集权的政府事实上为教会提供了保护

一个国家的掌权者是谁非常重要,神为中国选择了一个无神论、中央集权的政府,而不是西方那种联邦制、选举制以及基督教色彩浓厚的政府。咋看起来,这种安排并不利于教会的发展,但如果我们考察西方教会的弊端,会发现这其实目前是对中国教会最合理的安排。首先,无神论政府杜绝了西方“政教合一”的弊端,是一种天然“政教分离”或者“政教分立”的体制,让神的归给神,凯撒的归给凯撒,使得世俗政权和教会不会相互腐化;其次,由于各种巴比伦密教和共济会都是靠着有神论政府做工的,无神论政府成为这些敌基督势力的天然阻挡。

3、无神论的环境对教会有逼迫,但其实有利于教会成长。

在当前中国环境下,世俗世界无神论是主流,总是倾向于对有宗教信仰的人进行逼迫,这似乎是中国的不利之处,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环境对于各种宗教信仰其实是一样的,并不是特别针对基督信仰;然后,这种逼迫其实只是肉体的逼迫,而不是像西方教会那样灵魂的逼迫,那个更加危险,肉体的逼迫其实清除了教会那些追求名利之徒,让教会变得更加纯洁;最后,从历史上看,教会总是在逼迫中成长壮大的,逼迫使得教会更加坚强。

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其实都是罪人的世界,只是罪多罪少的问题,我们的教会要求神赐给智慧,不偏左右处理好与世俗世界的关系。

人和:顺服新世代

教会的复兴,由神主宰,但人也非常关键,如果没有顺服敬虔的世代,复兴无法运行。我们可以在圣经上找到一个绝佳的案例,那就是摩西一代人与约书亚一代人。摩西一代人出生在埃及,从小受到埃及文化和宗教的影响,即使上帝赐给摩西这样的领袖,显示出开红海那样的神迹,他们也是本性难移,一直叛逆,一直思念埃及的舒适,时不时回到偶像的怀抱,以至于“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倒毙在旷野里了。”(哥林多前书 10:5)这是失败的一个世代。

他们的下一代完全不同了。这一代人出生在旷野,没有经过埃及的舒适和异教崇拜,从小目睹父辈由于叛逆而遭受惩罚,并接受了摩西律法的耳目渲染,所以成为非常强大的一代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他们完全摆脱了父母辈的影响,完全忠实于神,最终战胜了强大的迦南人,取得了他们父辈梦寐以求的“奶与蜜”之地,他们是胜利的一代人。

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今天的中国。新中国建国以后,按照十年一个年代到现在,共有两个三十年的人群断层。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算是一个三十年,九零后、零零后以及一零后算是另一个三十年。

六零、七零、八零后虽然有所不同,但总体上,这三代人经历了中国物质匮乏的年代,并且都被文化大革命影响。他们就像摩西那一代人,对物质和金钱以及权势充满了渴慕,对灵魂需要并不敏感。文化大革命也让他们身心遭受重创,心理不是很健康。因此,这三代人也像摩西一代人,很难接受基督信仰,即使接受了也会把他们从童年而来的叛逆思维和行为模式带到教会。

但是另一个三十年世代,也就是九零后、零零后以及一零后,这三代人成长的环境完全不同。他们摆脱了物质匮乏的影响,物质丰裕与衣食无忧让他们把追求的重点转到灵魂的领域。由于成长的环境和家庭也比较平和,心理上比较健康和稳定。就像约书亚的那代人,他们对基督信仰的拥抱也是彻底和积极的,对神对教会的顺服将是空前的。

可以预计,神将大大使用这三代人,将中国教会带向前所未有的复兴,得着应许之地将不再是梦想,这正好是神为中国教会复兴预备的世代。这个世代不仅将影响教会,也将影响世俗世界,中国和中国教会要在这三代人中走向顶峰。

至于以后的世代,就是从二零后开始,在新冠疫情下或者以后出生的几代人,他们在新冠疫情中经受的混乱和痛苦,也会影响他们的未来,同样也会影响到中国的未来。预计中国将要在他们手中衰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周期。从这几代人的年龄周期来看,中国的上升期将来可以至少持续五十年,五十年以后,中国就会走向衰落。

这是上帝的法则:

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知道适当的时机和必经的过程。各样事务都有时机和过程,但人有苦难重压在身。(传道书 8:5-6)

遵守诫命的人必不遭遇祸患,智慧人的心懂得时机和次序;一切事务都有时机和次序,尽管有祸患重压在人身上。(传道书 8:5-6 标准译本)

我们的责任,就是辨明时候和定理,或者历史规律,然后按照这历史规律行事。教会和中国真正崛起,将在九零后、零零后和一零后三代人中发生,我们也要顺着神的旨意,在这三代人中做工,顺着时候和定理做工才能大有果效!

当然,这个世代以外的人也并非没有希望,例如约书亚和伽勒其实就属于摩西一代人。如果其余世代的人能靠着上帝战胜时代的咒诅和堕落,“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他们不仅不会“倒毙旷野”,还会像约书亚和伽勒一样成为下个世代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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