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中国（11）东方既白夜未央

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向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向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以赛亚书 25:9)

十八世纪的中末期，正是大清乾隆皇帝当政的时期，中国进入了康乾盛世，当时的中国社会安定、人丁兴旺，人口历史性地突破了三亿。在相对宽厚的统治下，社会财富大幅增长，有人估算中国国内产值占到全世界三分之一，是当时世界最富的国家，没有之一。此时的清朝，不仅四境安定，还在不断开疆拓土，国土面积增长到约1300万平方公里。

那时的中国，谁也想不到，在短短几十年之内，将面临一个惊天巨变，将经历前所未有的黑暗、悲惨与痛苦，不仅天下大乱，清朝被终结，连延续4000年的王朝更换模式也保不住了！这其实就是末日在中国的一次预演，人正说平安稳定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阵痛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逃脱不了。(帖撒罗尼迦前书 5:3)这是一个罪恶满盈的时代，也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大更新时代！

事情的起因来自一个远古的咒诅，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挪亚）就说：

“迦南当受诅咒，

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

又说：

“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愿迦南作闪的奴仆。

愿神使雅弗扩张，

愿他住在闪的帐棚里；

愿迦南作他的奴仆。”

(创世记 9:25-27)

这是个非常强大的咒诅，几乎每一句都在历史上实现了，中国人作为迦南儿子西尼的后代，即使远避万里来到中国，也无法逃脱。从唐朝开始，汉族就开始为外族做奴仆，在元朝成为蒙古族的奴仆，在清朝成为满族的奴仆，这些民族基本也是含族，唯有迦南做闪的奴仆这个咒诅还没有实现，应该是留待末日实现了。

在清朝末年发生的事，关乎最后一句。“愿神使雅弗扩张”，雅弗族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是扩张性极强的民族，他们住在我们说的西方世界，喜欢攻城略地，征服别的国家和民族，一度几乎征服和占领了全世界；“愿他住在闪的帐棚里”，这里指的是雅弗族接受了从闪族而来的基督教，也包括伊斯兰教；“愿迦南作他的奴仆”，这一句就关系到中国人了，清朝末年，正是实现这个咒诅的时候。更加奇妙的是，入侵中国的雅弗族，其实也是别人的奴仆，于是“奴仆的奴仆”这个预言也实现了，这个我们后面详述。

以前中国面对的蛮夷，主要来自于陆地，尤其是北方的草原和荒漠，但这一回的入侵让中国意想不到，雅弗的后代——西方殖民者从海上而来，也就是南方或者东南方向…….

西方殖民统治

在含的后代中国人忙着应对外族入侵，王朝更替的时候，雅弗族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欧美的兴起，其实也是从上帝信仰的兴起开始的。虽然基督教早已经传到欧洲，但在天主教的“操作”下，很快巴比伦化和世俗化，欧洲被捆绑，进入了长达1000年黑暗中世纪。1517年，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马丁路德发动了宗教改革，倡导因信称义，恢复圣经权威，信仰的释放，也很快就激发了欧洲其它方面的活力。

因此，从16世纪开始，欧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航海大发现、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等，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代替了封建制度，社会的生产力急速提高，军事能力也大大领先世界其它地区，欧美各个国家不仅彼此争战，也逐渐开始向外扩张，这些欧洲国家（最后算上美洲和大洋洲的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形成了一个雅弗族的国家集团，最后基本上征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重要国家，使这些国家成为他们的殖民地，通过殖民地源源不断对母国输送资源，使这个国家集团成为现在世界上的西方发达国家。

20世纪初，殖民国家及殖民地已占全世界85%的陆地面积，几个主要雅弗族强国几乎完全控制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因为从巴别塔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如此囊括全世界的统治体系，这背后有着邪恶的属灵动力，是敌基督的作为，我们留待以后分析。

由于中国的体量、地理位置以及与欧美的距离，欧美国家一开始并没有触动中国，而是先殖民了美洲、非洲、大洋洲以及亚洲的其它地区，中国算是被殖民比较晚的。当时的中国，闭关锁国，对西方以及全世界发生的大事毫不知情，因此，在1840年，当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面对英国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猝不及防，败下阵来。在这以后，经过一系列的侵略战争，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开始沦为所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虽然幸运地没有完全成为殖民地，但基本上成为西方国家奴仆国，饱受屈辱，实现了挪亚对迦南和他后代的咒诅。

在此以后，通过鸦片贸易、战争赔款、契约劳工和工业掠夺等种种残酷的方式，西方列强从中国掠夺了数量惊人的财富以及人口，光是一次“庚子赔款”就达到4.5亿两白银，本息9.8亿两（实际上给付了5.76亿两），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一年才只有8000万两，这样的赔款还有许多次——列强的残酷压榨，使得中国从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一下子沦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西方列强不仅在经济上压榨中国，在政治和社会体制上，也想按照他们“自由民主”的普世模式加以改造，将中国彻底纳入西方的体系。于是在清朝被榨干以后，很快就发生了辛亥革命，中国的王朝时代正式结束，中华民国成立，但这个政府并不稳固，徒有其表，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又进入了大动乱。

西方列强的计划几乎成功，但上帝对中国却另有一个心意，中国后来的情势发展，并没有按照西方世界的计划进行，上帝在中国，兴起了另外一种力量，打乱了西方的敌基督计划，将中国带入神的心意。

苦难的顶点

从清朝末年到新中国这段大概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乱世，这个乱世与以前还有所不同，加入了西方殖民势力，他们的统治手法与以前的外族并不相同，同时，王朝的更替也在这个期间结束。按照官方说法，就是中国人要承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和压迫，有人形容当时的中国是：一穷二白、战乱频仍、腥风血雨、内忧外患、支离破碎、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生灵涂炭、水深火热，当时中国人承受的苦难和痛苦是空前的，与历朝历代乱世相比，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顶点。这些苦难具体包括：

• 战乱不断

百祸战乱为首。当时的中国经历了几乎所有的战争类型，有外国侵略，如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有农民起义，如太平天国、义和团，有内战，如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最可怕的，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些战争集中在100年的时间里，使无数宝贵的生命和财富化为乌有，仅仅在抗日战争就死去3500万人，在这段乱世里，有人估计因战争死亡人数在1亿左右，占到当时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

• 道德败坏

在战乱年代，所有的人性罪恶都被释放出来，私欲和情欲被高举，人以禽兽之事为乐。奸淫、谋杀、鸦片、赌博等各种败坏之事层出不穷，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妓女、土匪、吸大烟的人数量都在百万级；然后是各种社会不公、政府腐败、土匪四起、以强凌弱，贫富高度分化；在信仰上更是没落，迷信、异端、邪术横行各地。

• 天灾人祸

道德和信仰上的败坏直接引来各种天灾人祸。最引人注目的是饥荒，旱灾、战争、蝗灾、水患常常会导致饥荒，每次饥荒饿死百万人算是少的，在民国有记载的，达到上千万人饿死的饥荒就达到四次！据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到700万人死于饥饿。

• 贫穷落后

中国当时是可能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农民，占人口的95%，但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可以说一贫如洗，连自己的肚子也无法填饱。贫民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常年吃糠吃野菜，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来回挣扎。工业极其薄弱，连火柴都需要进口，人民普遍的营养不良，得了病只能等死，全国95%的人是文盲，人均寿命仅为35岁！

同时，那个乱世的中国也是个分裂和国土不断丧失的“碎片化”国家。军阀割据、列强租界租地，将中国分割得支离破碎，可以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已经挣扎在死亡线上，中国人受苦受难程度，几乎已经超过人们的忍耐限度，走到了一个人的尽头。

这个时候，却是神的起头，就像圣经所说：

神啊，你曾考验我们，

你熬炼我们，如炼银子一样。

你使我们进入罗网，

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

你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

我们经过水火，

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诗篇 66:10-12)

中国人行走的苦难道路，原来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福音终于传入中国

在苦难深重的时刻，福音终于要传入中国了！福音终于要传入中国了！！福音终于要传入中国了！！！在绕开中国1800多年以后，福音终于回到了中国，这是上帝的计划，祂一直在耐心地等着这一刻，等待中国人谦卑下来，等待中国悔改，好让祂恩宠的中国儿女回家！

其实在这1800年里，也有几次机会。唐代的时候，一支基督教异端景教曾经传入中国；1289年，元朝的时候，天主教第一次传入中国，在元大都建立了天主教会；1601年，利玛窦被清朝允许在北京建立教会；但事实证明，这都不是神的心意，而是人的工作，因此很快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前面提到，世界的三大信仰系统，一支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新约系统，此时雅弗族在以新约圣经为代表的基督教中已经浸润了接近1700年，形成了成熟的教会与传教体系。雅弗族热衷基督教，又是一个热心扩张的民族。他们所到之处，不仅有殖民统治和战争，也有福音的祝福。

因此，中国一被殖民统治，雅弗族的传教士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传教活动。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国和美国，他们热衷新教而不是天主教，传教士开始把真正的福音传入中国，让最普通的民众听闻福音。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来到中国，最初，他的传福音事业收效甚微，但他锲而不舍，7年以后才带领第一位中国人信主。以后陆续有数十位传教士来到中国，但无法进入内地，只是集中对外贸易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就像圣经所说的：

西布伦，拿弗他利，

沿海的路，约旦河的东边，

外邦人的加利利—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坐在死荫之地的人

有光照耀他们。

(马太福音 4:15-16)

在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后，中国为传教士们彻底打开了大门，一大批西方传教士在圣灵的感动下，赶赴中国，著名的包括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富善（Chauncey Goodrich，1836-1925）、柏格理（Samuel Bergere，1864-1915）等，十九世纪末，新教传教士的人数已经达到1500多人，信徒也接近十万人。

此时，当务之急是翻译一本权威性的圣经。在华传教士联合起来，在两位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和富善和带领下，包括一些中国信徒，组成一支译经团队，从1890年到1919年，经过29年的艰苦翻译，和合本圣经终于翻译完成，并到今天还是使用最多、最权威的中文圣经。

圣经有了，中国的教会的增长越来越快，势不可挡，因为中国人经过1800年的等待，加上当时的苦难深重，人心已经极度渴慕得救的福音。从1900年之后，中国的基督教开始快速增长，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兴起了全国性的复兴运动，中国教会兴起了像王明道、宋尚节这样的本土领袖，一些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教会也发展起来。

到1925年，新教徒的人数已经达到40万，到了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据统计：新教领圣餐人数为823,506人，共有6,204名传教士分别属于150个差会和教会团体，约13，000名中国同工11470间教会及7589间福音堂，另有48间神学院，21间圣经学校，18间基督教大学和超过70间基督教医院。（《圣经及教会历史地图集》，主编：蔡锦图）

从西方（主要为英美）来的传教士，不仅向中国人传福音，还开设医院、建立学校、翻译西方书籍、介绍科学知识、建立孤儿院、救济灾民，为当时的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为中国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要感谢这些为中国摆上的传教士和西方教会，许多传教士放弃了本国的优渥生活，还有许多人因为福音被杀，鲜血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例如，在义和团运动的“山西教案”中，一次就有191名传教士被杀。他们效法基督，以基督的爱来为中国摆上。就像戴德生所说：“假使我有千磅黄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

民族自救运动

就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那样，灵魂的苏醒，信仰的复兴，与社会的变革总是紧密相关的。在中国重回上帝的大家庭以后，世俗社会也在激烈的斗争中，也渐渐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的拯救之路，也就是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的领袖和先锋，成长于清末民初的大动乱之中，他们继承了自古以来的“士大夫精神”传统，为中国的悲惨状况而焦灼，于是救亡图存，上下求索，努力寻找救国的方案。

整个中国革命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主要成果是通过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这个革命的背后，其实是西方殖民国家的推动，他们试图将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政治制度等等全盘复制到中国，事实证明，这条道路并不适合中国，也不是上帝为中国选择的道路，因此后来遭遇了失败。

于是革命进入下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从1919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这个时期革命的领导权，从国民党转到了共产党那里。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虽然早期遭遇了一些失败，但后面每个政策，每走一步，都抓住了中国的命脉。比如土地革命，解放了旧中国处境最为悲惨的农民，并以这些心存感激农民为主，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最后在内战中击败了国民党军队，最终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上百年的乱世，使中国重新成为大一统的国家。

表面上，这是两个集团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实际上，这是上帝的选择，不管是在中国和外国，每个掌权者的上台，都有上帝的旨意和心意。我们仔细体会，就会发现神做工的痕迹。

两只麻雀不是卖一铜钱吗？你们的父若不许，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马太福音 10:29)

他改变时间、季节，

他废王，立王；

将智慧赐给智慧人，

将知识赐给聪明人。

(但以理书 2:21)

可问题是，国民党的政权欢迎基督教，而共产党的政权信奉的是无神论，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一切宗教都有着排斥倾向，新中国的成立似乎对基督教的发展并不有利，这真是上帝的旨意吗？

我们会在以后的讨论中解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