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中国（8）各私其私大道隐

在人类的历史上，罪一直是个大问题，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要面对罪恶的试探和诱惑。罪就是不听神的话，按照己意而行，因此罪会成为一个破口，让黑暗、邪恶、魔鬼进入一个国家，谋杀、奸淫、放荡、嫉妒、战争等等随之而来，导致一个国家衰落甚至被毁灭。如果神不介入，或者人不呼求神的话，人类面对罪是无计可施的。

以色列这样一个虔诚民族，如此被神使用，也出了那么多属灵巨人，但在经历了大卫和所罗门的盛世之后，也很快就陷入了拜偶像等众多的罪，以致陷入了长达一千年的信仰衰落期（中间也夹杂着几次复兴，但都没有恢复到最初的水平）。早期中国人作为信神的外邦人可以幸免吗？

当然不会。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的信仰规律同样发生在中国人身上。从历史的记载看，中国第一次盛世大致发生在上古，就是黄帝、尧舜禹这些属灵巨人当政的期间，但在那以后，上帝信仰就开始渐渐衰微了。我们这一章就探讨在上古到耶稣钉十字架前后的时间内，上帝和天道信仰是如何被罪影响，在中国逐渐失落的。

信仰大坝的裂缝

在黄帝和尧舜当政期间，他们秉承着“天下为公”的精神，依靠上帝的带领，使得人们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开创了一次盛世。最能体现“天下为公”的，就是一代代首领（君王）之间的权力交接实行禅让制，首领的权位并非世袭，而是从天下有德有能的人中间遴选，然后在合适的时间将治理天下的权位转交给此人，这样选出来的都是大公无私、敬神爱人的贤明君主，尧舜禹之间实行的这种美好的传承，有点儿像圣经《士师记》士师之间交接权力的情况。

可惜，这种制度从禹开始就被破坏了，他打破了惯例，将治理国家的权柄和大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开启了“家天下”的夏王朝，公器私用，天下社稷逐渐成为君王个人的私产，结果将私欲引入了国家，最后成为罪、死亡和毁灭的萌芽。如同圣经所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书1:15）

夏朝的发展如同这段圣经的真实样板，从开国者禹以后，夏朝就没再出过像尧舜禹一样贤明的君主，夏朝大部分的君主都平庸而且碌碌无为，最后一位统治者夏桀更是荒淫无度，《史记》记载：“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夏桀淫骄，乃放鸣条。”意思是：夏桀没有德行，而是用武力伤害百姓，百姓无法忍受；夏桀淫乱而骄傲，最后被放逐到一个叫鸣条的地方。于是夏桀另外一个贤明的君主商汤所灭，商汤这位虔诚的君王在《汤誓》中明确表示，自己奉天命而来灭亡夏朝。

商朝代替了夏朝，其中有跟从上帝的君王，但是这个商朝在后期也释放了大量的恶行。近年的考古资料表明，商朝的后期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异常凶暴好战的朝代，不仅对周边国家发动了大量战争，还犯了迦南族的老毛病，以杀人献祭而闻名。

为什么杀人献祭让上帝如此憎恶？因为这是一个同时大大得罪神，又得罪人的罪。通过杀害上帝所造的人来拜偶像，拜假神，一下子就违背了“十诫”中的四条，可谓罪中之罪。历史上，犯这个罪的民族都会受到上帝极其严厉的惩罚，迦南族就是典型，后来的印第安人也是如此。

在河南安阳有一个殷墟，是商王朝后期都城朝歌所在地。100年来，考古学者在这里挖掘了数百个祭祀坑，发掘出了数量惊人的被残杀的尸骸，总数达到上万具，一起出土的甲骨文显示，他们死于商人血腥的祭祀，而且杀人方式异常残忍，这种献祭肯定不是向上帝献祭，商朝人的信仰，也从上帝信仰转向多神崇拜。这是西尼人性格另一面的显现，他们的后代在犯罪上，与他们在迦南的弟兄们一模一样，甚至有过之无不及，罪的基因深埋在中国人的血脉中，需要长时间的对付。

商朝的罪恶在最后一位君主——商纣王（帝辛）身上达到顶点。他不仅继承了商朝的残暴，还酒池肉林、重刑厚敛、穷奢极欲，是中国历史上的暴君的典型样板，最后众叛亲离，身死国灭，中国又一次朝代更替，这其实是神对中国的怜悯，如果商朝的残暴继续下去，结局与做出了类似罪行的迦南七族和印第安人不会有不同。

在剿灭纣王的周人中，神又兴起了周武王和周文王两位贤明的开国君主，完全废止了商朝多神崇拜和杀人献祭的恶行，并制定了礼乐制度规范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的行为，受到后世孔子孟子的推崇。周朝共持续了791年，是有历史记载持续时间最长的王朝。

不过罪恶一旦打开了一条裂缝，就不会停止了。周朝的兴盛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同样在后期“礼崩乐坏”，秩序混乱，实际上已经分裂成许多国家，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彼此之间不断攻伐，造成民不聊生、罪恶横行的状况。

孔子和老子就生活在春秋的末期，他们作为跟从上帝的圣人，敏锐观察到尧舜禹之后上帝信仰的衰落，看到这种混乱和罪恶的根本原因，就是失去了上帝之道。

孔子慨叹道：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礼记·礼运》

译文：如今上帝之道已经隐去了，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财产。人们只亲爱自己的亲人，只爱护自己的儿女，财物和劳力，都为自己拥有。诸侯天子们的权力变成了世袭的，并成为名正言顺的礼制，修建城郭沟池作为坚固的防守。制定礼仪作为准则，用来确定君臣关系，使父子关系淳厚，使兄弟关系和睦，使夫妻关系和谐，使各种制度得以确立，划分田地和住宅，尊重有勇有智的人，为自己建功立业，所以阴谋诡计因此兴起，战争也由此产生了。

老子也说：大道废，有仁义。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道德经》 

译文：大道被废弃了，才兴起仁义。大道失落了，才强调德行。德行失了才讲仁爱，仁爱失去了才讲正义，正义失去了才讲礼法。所谓礼法，不过表明了忠信的浅薄缺乏，其实已经是祸乱的端倪了。

实际上，他们正好道出了律法（礼法）的功用：这样，我们要怎么说呢？律法是罪吗？绝对不是！但是，若不是藉着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若不是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藉着诫命，使各样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以前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的；但是诫命来到，罪活起来，我就死了。那本该叫人活的诫命反而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藉着诫命诱惑我，并且藉着诫命杀了我。(罗马书 7:7-11)

一个真正跟从神的人，是不需要律法（礼法）来约束的，礼法（律法）的出现，是因为罪显出来了！

秦始皇之殇

无论从哪方面说，秦始皇嬴政都是一位敢为天下先的枭雄。他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国家分裂的状况，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年仅39岁就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秦国（就是和合本《以赛亚书》提到的秦国），开启了秦朝，奠定了中国大一统国家的根基。

秦始皇是个很有能力的君主，在国家治理上建树颇多，他废除了周朝类似于现在美国联邦制的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同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建立文官制度，管理国家大事。对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万里长城，修筑灵渠，沟通水系，开创了中国大一统的格局，奠定了中国之后两千余年政治制度基础，至今我们仍然深受其影响。

不过，秦始皇对于中国古代上帝信仰的伤害也是巨大的。他是第一个敢称自己为“皇帝”的君王，我们在第四章分析过“帝”这个字，有着救赎的含义，而且是单指上帝-神的，在秦始皇以前，人无论多么尊贵，都不可以用。而秦始皇在征服六国以后，却下令说：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意思是：我以渺小之身，兴起军队诛杀暴乱，是仰赖秦国的宗庙之灵，六王都罪有应得，天下大大安定。现在我的名号不更改，说不上是成功，说不上传扬后世，你们商议一下“帝”这个号。

注意句中的“宗庙之灵”，这是旧约那些外邦君王的常用说法，他们将自己的得胜归于自己的外邦假神。对于这个命令，大臣们提出不同意见，却受到秦始皇强压，最后还是改称“帝”，被称为“始皇帝”，就是第一个皇帝的意思。改字号并非小事，实际上，在秦始皇前近1400年的历史中，没有人敢称自己为“皇帝”，这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受人敬拜，篡夺上帝的权能，开启了中国把人（主要是皇帝）设为偶像和神的传统，把夏朝以来的“家天下”推到了极致。

不仅如此，秦始皇在治国的理念上采用了法家的思想，法家发源于春秋时代的荀子，发展于韩非子，应用于秦始皇的丞相李斯。法家表面上是依法治国，但后面隐藏的，却是无神论思想，上帝或者成为形式，或者被摆到一边，国家的政治、人事、经济完全由人自己来主宰。

秦始皇这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作为为中国和自己的王朝打开了罪恶的大门，《汉书》记载秦朝：“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意思是：秦朝废去古人的王道，立起人的意见，消灭四书五经，以法律条令为重，失去了仁爱的恩典，任由刑罚杀戮人民。

失去上帝“仁义”的秦朝横征暴敛、法令苛严、凶暴好战，甚至以人为祭的恶俗又开始兴起，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暴政，最终引来天怒。秦始皇仅仅活了49岁就病死了，在他死后，天下大乱，反叛四起，秦王朝仅仅存在了短短15年就灭亡了，与另一位敌基督式的人物王莽建立的王朝一样。

秦朝实际上为中国古代信仰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在春秋战国以来上帝信仰衰落的基础上，又给了重重的一击。后续的汉朝，虽然上帝信仰有所恢复，但总体趋势已经不可改变了。

驱除上帝的运动

上帝和天道信仰的衰落，固然与这些君王和皇帝的悖逆作为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他们也有帮手，那就是一批文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知识分子，他们著书立说、收纳弟子、影响朝政，通过在思想领域工作，意图将上帝和天道从人们的心中赶走。

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中，就对上帝或者天道的态度形成了两种态度。以孔子、孟子为首的儒家，以老子和庄子为首的道家，还有墨子的墨家，属于拥上帝派，是当时诸子百家的主流；以荀子和韩非子为首的法家，表面上还存在“天”的概念，实际上已经沦为无神论、唯物主义的反上帝的派别了。

儒道法是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诸子百家。到了商鞅的时候，可以说法家与上帝之道彻底决裂了。商鞅的哲学完全摒弃了上帝的作为，沦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实用主义和暴力至上的军国主义，后来成为秦朝的精神支柱，但后来又随着秦朝的灭亡而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存在。

秦朝以后的汉朝，拨乱反正，独尊儒术，信仰上帝之道有所恢复，但这时神的仇敌又打起了儒家的坏主意，因为进攻敌人的最好方式其实就是从内部工作，使其产生内乱和迷惑，这样儒家上帝之道的瓦解也就不远了，这很像基督教刚刚传到欧洲的状况。

刚传到欧洲的基督教受到了罗马帝国的强力打压，但真神信仰其实是越打压越坚强的，于是罗马帝国施展了一个“妙计”，就是放弃打压政策，转为怀柔政策，甚至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这个基础上，仇敌做了两样工作来腐化基督教，一个是引入偶像，一个是引入所谓的自由神学，将神从圣经中删除，使得神学沦为人的哲学。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儒家中。引入偶像我们下一章详叙，这里探讨一下另外一个方向。儒家学说的本质，本质是神学，孔子和孟子论述世上的事情时，都是从“天”和“道”出发，最后落到具体的事情上，或者最终到“道成肉身”的圣人身上。所以，要把这神学哲学化，其实也不难，将“天”和“道”从儒家著作中剔除，或者偷换一下概念，例如圣人不再是神所膏抹的人，只是品德高尚的人就好。

后来的儒学，正是向这两个方向发展的，其成果正是宋明理学，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就是北宋的朱熹。这时的儒家学说，已经受到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朱熹的理学实际上把上帝从儒家经典中删除，代之以“理”，有点儿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所推崇的理智和知识，但更多指的是自然规律和道德法则。“理”并不是像上帝一样是主动和主宰性的存在，已经接近于无神论。

到后来，宋明理学又发展出了另外一个分支，就是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认为“理”就是“心”，“心即是理”，“心外无物”，君臣、父子、男女尊卑秩序本为内在的“心”之秩序，这样其实是把人抬高到世界之王的位置上，让儒学彻底成为“无天”“无上帝”的哲学。

同样的进程也发生在道家，上帝之“道”的道，也被偷换了概念，成为自然规律的代名词。

这就是发生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事情，中国古人的上帝信仰一直在走下坡路，虽然时有小小的复兴，但基本趋势就是如此，上帝与中国人可以说是渐行渐远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犯罪与拜偶像就会让中国古人远离神。中国也进入了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状态。

十字架下的歧路

大约两千多年前，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婴儿卑微地出生在以色列的伯利恒，除了极少数神深深信任的人以外，没有人知道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是犹太人的弥赛亚，是全世界的救主基督。前面提到，古代中国人通过观察天象，知道了这件事的发生，但对这件事的真正意义，知晓的并不完全。

这位成为肉身的上帝，就是耶稣基督，生在犹太人的律法之下，然而他从人的角度说，与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祂就像我们一样长大，像我们一样看听说，像我们一样工作学习，因此深知为人肉体的软弱，深知人类被罪所困的挣扎。

这正是祂来到世上的目的，就像前面谈到“帝”的本意一样，要把自己献在在十字架上，向父神献祭，成为神的羔羊，为全人类牺牲，为全人类赎罪，包括犹太人，还有此时信仰还在不断衰落的中国人，以显示神爱世人的大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16）

终于，这个万众瞩目，万民盼望的时刻来到了。耶稣基督，这位没有犯过一丁点儿罪的圣人，却被冤枉，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屈辱地钉在十字架上，遭受极其残酷、血腥、可怖的刑罚，全世界的罪在那一刻担在祂身上，最后连父神也离弃了祂，为要成就完美的赎罪祭。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髅地”，希伯来话叫各各他。他们就在那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被钉，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彼拉多又写了一个牌子，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尝了那醋，说：“成了！”就低下头，断了气。(约翰福音 19:17-19,30)

成了！什么成了？赎罪祭成了！待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一切都被翻转了。魔鬼借着亚当和夏娃带入人类的罪恶，被翻转成为神的公义，咒诅成为祝福，痛苦成为平安，死亡成为永生，贫穷成为富足…….一切的一切，都成了！

在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中，神与犹太人订立的旧约也被废止，代替旧约的，是神通过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与全人类订立的新约。新约的含义是，人可以籍着心里相信和接受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福音，而获得神预定给人的救恩，也就是得救。

与旧约人通过献祭和遵行律法来相信上帝不同，新约是以耶稣基督为核心的，人从上帝获得的一切，都要通过耶稣基督进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祭司、是我们的中保，是神人之间的桥梁。但是，要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首先要听到福音，要听到福音，还要有人传福音。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告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 10:13-17)

中国古人的信仰，从本质上，与犹太人相似，是一种旧约式的信仰，通过祭祀、通过君王尧舜禹，通过先知教师孔子、老子，通过经典古籍，与上帝维系着关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中国古人是有感应的，但他们也不会例外，因为神不偏待人，中国人也像犹太人一样，需要被传福音，在通过相信和接受福音，来更新他们古老的上帝之道，成为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之道。

但上帝好像忘记了中国人一般，最早使徒们和教会奉召向犹太人传福音，向欧洲人传福音，向非洲人传福音…….甚至向印度人传福音，唯独没有向与神曾经如此亲密的中国人传福音！在耶稣死里复活后长达18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可以说是成了福音真空，一片救恩的不毛之地。

无独有偶，犹太人虽然亲眼目睹了福音的完成，也被传给了福音，但他们大部分都没有接受福音，时间也长达2000年之久，也算是中国人的难兄难弟。不过，好歹犹太人还曾听到过福音，中国人可以说连皮毛都没有摸着，这可怎生是好？上帝就是这么的不公平吗？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上帝对中国人犯罪的回应，是对迦南人罪恶性格的回应，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犯罪是要有后果的，要遭受神的审判。神对各个民族都是如此，迦南七族，要罪孽已满才被灭绝，神其实是在等着中国人悔改的日子。而且，祂对中国人有个大计划，祂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我们这些目光短浅的人类，怎能理解神深远的用意呢？

深哉，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

谁作过他的谋士？

（罗马书 11:33-34）

福音不仅可以翻转一个信徒的命运，也可以反转一个国家的国运，美国和英国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而中国人的国运，自然由于没有福音的滋润，越来越低落，越来越不济，战争、流血、内斗、屠杀、灾害、饥荒等祸事却接连不断，最后几乎达到让中国人无法忍受的程度。我们下面就来简要回顾一下，中国人没有福音的悲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