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起初虽然微小，
终久必甚发达。
约伯记（8:7）
神的话可以翻转一个人，一个民族，亦可以改变一个国家。但在此之前，必须让人能得以看到和听见神的话。最早的圣经是由希伯来文（旧约）、希腊文（新约）和亚兰文（一小部分）写成的，直接阅读原文固然好，但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经历学习这些语言。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要依靠翻译成本民族和本国语的翻译版本。因此，传教士初到一国，最重要的工作往往就是将圣经翻译成为所在国的语言，中国也不例外，在圣经的中文翻译上，传播福音的基督徒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在和合本圣经出现以前就翻译了很多译本。
最早发现的圣经中文译本竟然是由当时一个异端教派翻译的。1623年，还在明朝时在陕西的西安出土了一块儿唐朝的石碑，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记述了唐朝景教传入中国的经过，里面还记载了一些圣经故事，说到了弥赛亚，还表明当时就有了景教的圣经译本，这块石碑一直保存到现在。景教是什么来历呢？原来景教源于第五世纪的聂斯脱利派（Nestorians），他们由于奇怪的基督论被当时的大公教会定为异端，遭到驱逐。其中一支传到了中国，曾经兴盛一时，不过景教的圣经译本没有保存下来。
景教以后，传教和圣经翻译工作沉寂了数百年，直到天主教传入中国。从十四世纪到十八世纪，圣经几乎全部为天主教士翻译。最早的天主教中文圣经是由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在十六世纪末翻译的，名为《祖传天主十诫》，但只翻译了一部分经文。在新教的和合本之前，天主教没有一本翻译完整的译本，完整的天主教圣经译本（思高译本）直到1968年才完成（足见神的话在天主教内部多么地不受重视）。在天主教的译本中，影响比较大的，是由18世纪初法国宣教士巴设翻译的《巴设译本》，影响了一些后来的新教译本。
真正的圣经翻译工作是由新教的传教士开始的。新教来华第一人马礼逊，在传教初始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翻译圣经，他和另外一位传教士米怜合力，1813年出版了新约，1823年出版了旧约，称为《神天圣书》，后来修订本为《新遗诏书》和《旧遗诏书》。这个版本的圣经，与更早翻译的《马士曼译本》（为在印度宣教的英国浸礼会宣教士马士曼翻译），是中国最早的两部全本翻译的圣经，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从这两个译本开始，圣经翻译形成了一阵风潮，在和合本问世以前，就翻译了数十种译本，可以分为三类：一、文言文译本，即深文理译本。二、半文半白译本，即浅文理译本。三、口语体译本，包括官话译本（又称白话文译本）和方言译本（又称土白译本）。其中有影响的包括：郭实腊译本、委办译本、裨治文译本、高德译本、杨格非浅文理译本、包约翰、白汉理浅文理译本、施约瑟浅文理译本等。
委办译本是其中值得一提的译本，与和合本圣经相似，这是第一部由不同教会的传教士联合起来组成委员会翻译的译本，1852年新约出版，1854年旧约出版，翻译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曲折，来自各个教会的传教士在神学立场上出现了一些分歧，例如一些人主张把GOD翻译为“上帝”，另外一些人则主张翻译为“神”。委办译本为和合本圣经的翻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实际上，这些前赴后继，不同译本的圣经都为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奠定了基础，首先，当时有能力翻译圣经的都是来自国外的传教士，但中国语言、文化和国情的独特性使得这些外国传教士在翻译的时候有一定的困难，这些不同的中文译本在逐渐让传教士们加深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并在圣经和中国文化中间架设起桥梁；其次，就是这些圣经的翻译让大家开始意识到，翻译圣经的正确方向是什么，那就是中国需要一本适合于全中国的圣经，而且这不是个人工作所能为，需要一个智慧的群体组织起来，集中资源进行翻译，这就需要跨宗派的合作，“委办译本”正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
可以说，在和合本圣经的翻译以前的不同译本都有一些缺陷，让这些译本无法普及开来。一些缺陷涉及到属灵方面，例如天主教的圣经，本身就持有不纯正的教义（如圣母崇拜），在这种教义下，根本无法翻译出反映圣经原意的译本，即使是新教的译本，也会受到自己宗派神学的限制；还有一些缺陷涉及到语言文字方面，例如早期译本比较注重直译和忠实原文，但行文不很畅顺，让中国人读起来有一定困难，还有很多的译本基于文言文翻译，但在当时中国形势不断改变的情况下，白话文和官话（就是现在的普通话）正在成为主流，并且只有通过白话文，才能让普通人去接触圣经。
种种因素，让和合本以前的译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对一本全国通用，适合中国的独特性，能为普通大众读懂的圣经呼之欲出，而且，当时中国基督教和传教事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也需要这样一本圣经，并且也为翻译进行了资源的准备。
这就是和合本圣经开始前的圣经翻译情况。“九尺高台,起于垒土。”就像神在为兴起中国的基督教，兴起中国做准备一样，神也在不断为一个相对完美的圣经中文译本做准备，他的工作充满了耐心，因为他是在永恒中做事。是的，
他不灰心，也不丧胆，
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
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
（以赛亚书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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