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29:11-13）
从和合本圣经决定开始翻译（1890年）到翻译完成出版（1919年）的三十年里，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之一，也是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在这中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从一个封建的皇帝制国家向一个表面上的民主共和制国家过渡，然而，在国外各种势力的干涉下，这种过渡并不顺利，而是极其艰难，革命的成果正在被军事强人们窃取，中国正在落入军阀混战的光景。在世界上，这时也不太平，1914年爆发了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也卷入了其中。
中国有句老话叫“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痛苦可想而知。在国家的层面上，不仅陷入军阀混战，国家也没有独立可言，世界列强将中国视为殖民地，在这种状况下，个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各种势力的盘剥下，大部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可以说极其贫困和悲惨，可以说，这时的中国人极其地绝望和迷茫，不知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是上帝忘记了中国了吗？
显然没有，其实这正符合上帝做事的法则，他在兴起一个国家之前，必先用各样的灾祸和苦难搅动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卑微下来。这正是以色列回到迦南地建立国家之前的境况，他们在埃及地做了数百年的奴隶；这也是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前的状况，他们不过是个罗马帝国之外的卑微部落而已；这也是当今韩国的状况，在成为富强的国家之前，他们可是经受了上百年的外部压制和贫困。
对国家这样，上帝对人也是这样的。许多被神大大使用的人，都曾经经过极其困苦和卑微的日子，例如大卫王，在成为以色列的国王以前，他不过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一个牧羊的童子而已。当他最终在神的祝福中登上王位的时候，不仅发出这样的感叹：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诗篇66:10-12）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上面诗篇所描写的状况中，神熬炼中国，如同熬炼银子，他使中国人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中国人身上，甚至让人坐车轧中国人的头。这段描写放在当时的中国身上，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实际上，那还不是中国人最苦难的时候，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还要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要落到极卑微的地步，好让我们这颗骄傲的心谦卑下来。
人会在在这种状况中痛苦和迷茫，但神不会，神有他自己的计划。在这苦难和动荡的年代，他早已经埋下了祝福的种子，这些种子是由他的仆人和儿女种下的，那就是数百年来前赴后继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和基督徒们。
早在十二三世纪的元朝，就有景教和天主教传入中国，到明清的时候，天主教甚至传入皇室，有了某种小小的兴起。但是，景教和天主教的福音并不纯正，他们的活动似乎更近乎结交有权力的人，信徒主要也是这些高层人士，在普通的卑微民众中，大部分人从未听闻过真正的福音。
真正的把福音传入中国，让最下层民众听闻福音，认识耶稣基督的是新教的传教士们。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最初，他的传福音事业收效甚微，但他锲而不舍，7年以后才带领第一位中国人信主。以后陆续有数十位传教士来到中国，但无法进入内地，只是集中对外贸易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不过，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神使用了这些看上去邪恶和不公义的事情）却为传教士们打开了大门，福音事业在中国渐渐兴旺起来，欧美的传教士开始在内地传教，到和合本圣经开始翻译的十九世纪末，传教士的人数已经达到1500多人，信徒也接近十万人，此时，中国的福音事业和基督教开始进入了一个转折点。
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人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但译本五花八门，准确性较差，此时最迫切的需要正是一本符合中国人需要的纯正圣经。神虽然使用人来传福音，但人会犯错误，人也会经受意外，会死亡，但神的话是不会错的，神的话是永恒的，神的话也是有能力的，神的话与被神使用的人结合起来，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同时，要让中国的教会稳固地建立起来，成为中国的祝福，就必须有一本准确、纯正的圣经作为脊梁，这本圣经会释放神的能力，将中国带向一个丰富之地。
于是，一批传教士们受到委托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当然，中国苦难环境——战争、贫困、内乱等等——在他们开始翻译的时候并没有改变，反而是向着恶化的方向发展，但这批爱主又爱中国人的传教士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与当时的中国人一同承受着诸多的苦难，开始了这项伟大的工作。
这就像黎明前的黑暗，似乎长久地无法忍受，但若我们仰起头，就会看到天空有晨星闪烁，这希望的晨星告诉我们，光明已经不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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