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献身的叶永青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

叶永青1918年为中国献身的金句

前言

本文主要探讨挪威籍的内地会传教士叶永青（Peter Torjesen，1892-1939）在山西的传教及其山西形象型塑的过程。

关于基督教在山西传播的过程及影响，在近代中国历史是极为重要的，但有关其应有的文史研究又相对不足的，正如张子荣在《山西基督教宗派进述略》开宗明义说：“山西基督教（指新教）问题，是山西地方文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几至空白，基督教入晋后的百余年发展中，对山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诸方面均发生重大影响，因此，对它的研究，有助于山西近代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宽。而搞清楚山西基督教各宗各派传入、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则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

山西基督宗教的传入始于明万历年间的天主教，在北京为官的山西绛州人韩云、韩霖兄弟从徐光启学习农学、兵法、又向耶稣会高一志学炮术，因此而受洗入教，后韩云于1620年邀意籍耶稣会士艾儒珞至绛州传教，其家族18人受洗奉教。基督新教的传入是1869-1870年苏格兰圣经会的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伦敦会的理一视（Jonathan Lees）最早开始，之后内地会和英国浸礼会的传教士相继进入山西。内地会、英国浸礼会在山西的早期工作以旅行布道、散卖圣经、向省城学者官员等上层社会宜传福音、创办戒烟局等为主。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是山西基督教传教事业的一个主要系统，其在山西的布道区在所有差会里大概占了将近66％，1876年英国内地会的J．J．Turner与F. H. James进入山西传教，提出在晋创办永久事业的建议，由此展开长期的传教工作，之后有与内地会联盟的北欧几个差会也陆续来晋，1888年有传入山西安邑的瑞典瑞华会（Swedish Mission in China）、1894年有传入朔平府等地的瑞典圣洁会（Swedish Holiness Union），1898年有传入永宁县的挪威会（Norwegian Mission in China），1886年有瑞典各国外布道同忙在归化成立总堂的瑞华盟会（Swedish Missionary Society）。

经通内地会与其他差会、教派的努力，在叶永青来到山西之际（1918），已经有13个差会组织在山西传教，共有外籍传教士240人，分别驻守于44个地点，光是内地会的传教士就有131人，其中以内地会所占布道区比例最高，占整个山西有三分之二，信徒人数占61％，浸礼宗的两个差会占22％、公理会占8％、神召会占4％，所建差会总堂有50个，布道区约有296个，信徒约有8340人。从各差会的教育事业来看，内地会最为关注初级小学教育，内地会系统所办的初级小学共有67所，学生总数有1254人；高级小学有13所，学生总数201人；中学仅有有2所（普润男子中学、霍县女子中学），人数有108人。整个山西的教会中学有7所，其中3所属公理会，以太谷的铭贤中学设备最好、成绩最佳。至于高等教育则是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等据《办理山西教案章程》提出使用庚子赔款在1902年创办山西大学堂，以开导山西知识，教导有用之学做为教育的方针。整懑而言，各差会对于近代山西的教育起了引导、示范和促进的作用，实现教育与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结合，也扩展普及了教育对象，对于贫苦子女、孤幼聋哑之人皆能照顾，并且也打破了男尊女卑的礼教束缚，广开女子受教育之便。

至于医药事业，所有差会11所医院·内地会系统的医院共有3所，男女病床共有150床，每年住院病人总数约466人：而差会的12所药房里，属内地会系统的有6所，但仍有400余万人得不到教会医药之帮助。

一个被共产党表扬的挪威传教士

正如前面所述，内地会在1880年代末至1890初已影响了北欧教会投入在山西的宣教。本文之所以以叶永青这位挪威籍内地会传教士做为研究对象，背后有一些学术机缘，其一是曾参与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梁家贤的硕士论文《中华圣洁会来华宜教历程》，这份论文关注了瑞典圣洁会在1890年有两位传教士欧逊（Emanuel Olsson）与嘉利逊（Natannael Carlesson）与内地会合作，由他们负责山西北境长城东西之间（朔平府、大同府）的传教。他们对于日后北欧参与山西宜教有极大的鼓舞作用。其二是2013年本人邀请吴秀良教授（Silas Wu）来中原演讲，论及瑞典圣洁会的宣教，提到了叶永青的长女叶嘉丽（Kari Torjesen，1925-2014）专书“Women at the Crossroads：A Path Beyond Feminism and Traditionalism”，里面论述了曾在山西布道的瑞典布道家范岚生（Fredrik Franson）受到西方几个奥秘派重要女性影响，要我留意该书。其后，张勤莹完成关于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子女教育的博士论文，曾接触叶永青之女叶嘉丽，并在文中引用了叶嘉丽的文献，因这些种种机缘，我进一步接触叶嘉丽为其父叶永青所写的传记“Signed Away Our Lives：How One Family Gave Everything for the Gospel（暂译：《签下生死状：一家为福音献上所有》）。”成了我研究叶永青的契机。

有关叶永青的中英文资料均不多见，仍有待找寻搜集。最重要的材料是叶永青长女所著的传记，里面有极为丰富的信息，包括叶永青一家的生平，家属、友人直接的回忆，以及叶永青生前一些书信的记录等。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档案馆目前仅得叶永青一家在1936年返挪威述职及1937年回到中国香港的材料，还需要时间更多梳理。中文数据也是寥寥无几，本人翻遍山西地方志，仅发现《河曲县志）以一页半的内容叙述叶永青。中文的传记有赵斌简译叶嘉丽（该书误为叶玛丽娅）之《叶牧师一家在中国》，其他都是零星的材料。值得一提的是，《叶牧师一家在中国》一书最后有两个附录，是有关于中国（山西）人眼中的叶永青，一是由聂思聪牧师在1994年1月所写的回忆文，他在1932年自山西洪润神学院毕业的，便成了叶永青开教之处的同工，他在文中对叶永青有第一手的见证与回亿，是难得一见的材料；二是叶永青纪念碑文，这是山西地方政府立碑追述叶永青对中国人民的贡献，也是中国对一位北欧传教士的正面评价。

叶永青付上他青春的年岁，千里迢迢远至中国的穷乡僻壤，不畏苦不长死，最后在中国殉难，其动机与传教的动力来自于一节经文，出自于新约《腓立比书》一章20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其女叶嘉丽特别保存了叶永青生前所用之圣经（詹姆斯钦定本），在这节经文旁留下一行字“赴中国的金句，1918”（Motto for China，1918），展示了这节经文是其传教的动力来源。叶嘉丽更指出这节经文是影响其父母一生的指导原则，对他们而言，这一节经文意味着耶稣值得他们一家人为其生，为其死。事实上，在叶永青来到山西之前，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造成山西传教士极大伤亡，死亡的189人，便有159个外国人死于山西。当叶永青来到山西时，这个修无人道的事件仍然让人记忆犹新，其中内地会的传教士在山西殉道的便有63名。但料想不到的是，叶永青后来也成为山西的殉道者之一，得年仅四十七岁。叶嘉丽曾以内地会师达能（John Cormelius Stam，1907-1934）、史文明（Betty Stam，1906-1934）夫妇在1934年12月7日以跪姿惨遭红军斩首示众，以及薄复礼（Alfred Bosshardt，1897-1993），成邦庆（Amolis ayman，1890-1971）在贵州被红军以“帝国主义政府的同谋”之名逮捕强迫加入长征队伍，提及包括叶永青在内，当时在中国1300个内地会传教士都签下“生死状”允诺为中国牺牲，说明其父叶永青在踏上中国土地时已有心理准备牺牲，也显示那一代的传教士在中国宣教都有赴死的打算。巧合的是，师达能在被红军逮捕，写信至内地会总部，同样也引用《腓立比书》一章20节。

内地会传教士几乎毫无例外的被红军视为帝国主义的间谍或做为勒索的对象，内地会传教士被红军表扬又被中国政府公开立碑是罕有的，叶永青是一典型的例子。1990年8月10日山西河曲县人民政府在县城东南2公里处之源头湾密林中建立大理石纪念碑一座，叶永青的纪念碑文如下（标点为笔者所加）：

牧师叶永青先生一八九二年生于挪威，幼年献身基督，稍长向往东方，尤慕中国，以传福音为已任，一九一九年二十七岁奉派来华，一九二一年选定河曲为其教区，自是举凡救灾、医疗，教育均有贡献，造福地方，深植友谊。素奉圣经金句：“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干早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为座右铭，以永青二宇为中文名字。先生毕生勤劳忠诚，宣示和平爱人之道，不倦力斥侵略战争。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华，先生帮助中国军民反抗侵略，可惜事机不密，为敌军探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突以编队飞机俯俯冲轰炸教堂，先生殉焉，年四十七岁。先生酷爱中国，毕生为服务人民，抵抗日寇而死。缘立石于此，瞭望河曲平原之地，以慰其灵而垂永久。

叶端正方·叶德华（保罗）、叶嘉丽（玛利亚）

叶但尼（但尼理）、叶苏继

公元一九九零年八月五日立

叶永青殉难后，得到八路军的尊重与赞扬，曾指挥晋西北七城战役，歼灭日军1500余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贺龙，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关向应还特别派了一位科长专程参加追悼会，并向叶永青妻端正方（Valborg Tonnessen，1892-1970）致哀及慰问。贺龙还亲笔写信，表达他对挪威被德国侵路者占领的同情。叶永青的妻子记录了八路军来参加追悼会的场景：“我们和他们（八路军）没有任何麻烦，他们有点傲气并费力地抵达（追悼会）时，某些时候是非常安静与温柔，他们看着叶永青的遗照，彼此静悄情地说他（叶永青）为了这块土地献出他的生命……”可见叶永青在共党及山西人民心中的地位，其在山西崇高的形象也是独特的，至于叶为何有此地位与形象，以下将会探讨。

叶永青与河曲传教

叶永青为挪威西阿格德尔郡（Vest-Agder）的克里斯蒂安桑（Kristiansand）人，生于1892年11月28日，其父母为Edvard Torjesen（1862-1947）与Elise Olsen（1862-1947），父母共养育了十名子女，叶永青排行老四。其父在镇上担任烟囱清扫工人的职务，确保镇上所有的烟囱都能定期清扫。他的父亲继承曾祖父、父亲的兄弟托雷夫（Torleif）之职，每次巡视各户烟囱之后，住户都会期待他来读经并祷告。叶永青便在一个虔诚工人的家庭成长，信仰受到良好的熏陶，根据叶嘉丽的传记，叶永青曾在其按立牧职的讲道中，表白他的信仰历程说：

我诞生于一个信仰度诚的家庭，共有十个孩子，八位兄弟与两位姊妹。母亲每早都会叫我们到身边一起读经祷告，父亲便以上帝的话语，做为一天活动的结束，我的双亲也有宣教的心志，所以自我童年有记忆以来，便觉得成为传教士是人人梦寐以求的大事。我记得在十一、十二岁上主日学那时，就与上帝建立了联系，主日学时期也成为我尊崇上帝的时期……我的表兄弟Edvard Gerard在1910年曾到中国传教，不久他就生病死了。在他前往中国的几年前，曾经要求我参加他和一些年轻人每个礼拜举行的祷告会，自他邀请了我，我便不敢说不，我知道那意味着要敞开地让世界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

叶永青所住的镇上有相当多的青少年是基督徒，他们通常会在彼此的家中聚会，一起读经祷告，并参与各种形式的外展工作。叶永青属于一个1909年为年轻男子设立的会社，目的是为了使他们效法耶稣，这个会社属于基督教青年会底下运作的奋兴小组。

父母虔诚的信仰、主日学、堂兄弟成为中国传教士、参加祷告会及小组等影响了叶永青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但他要成为传教士并选定中国做为他奉献一生之所，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就是在他十七岁（1909）的那年，听了极受欢迎的挪威平信徒传道师贺波（Ludvig Hope，1871-1954）的讲道，提及中国各地的人们未曾听过耶稣基督，并在讲道结束收奉献时，叶永青掏出皮夹倒出他身上所有的钱，他知道不能只奉献金钱，还找了一张纸写上：“与我一生”，跟金钱一起放进了奉献袋。十年后他终于实现他与上帝之间的承诺，启程至中国。

1909年叶永青自商学院毕业，至1911年间，他曾在当地公司担任过簿记员、出纳、职员，以及挪威语、英语与德语的通讯员，共任职二年半之久。这些工作经验后来有助于他到中国后参与山西公路的建设，以及在河曲的传教。1911年，有二位来自美国挪威福音自由教会（Norwegian Evangelical Free Church）的Ditrik Andersen与C. T. Dyrness，他们在叶永青居住的镇上开设圣经课程，叶永青参加了三周的课程后，立下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州的Rushford圣经学校（今Trinity University的前身）接受神学装备的决定，并继续为上帝呼召他前去中国传教做预备。1913年，叶自该校毕业，成为第一届的毕业生。因为他的年纪还未达传教士的年纪，故而接着进入慕迪圣经学院，并在1916年完成课业，再进入芝加哥的美北浸信会神学院就读。但却因为一战缘故，被征召入伍，被迫中断学业回到挪威。

回到挪威叶永青与从小就认识的女生端正方（Valborg Tonnessen，1892-1970）再次相遇，两人便订下婚约，而叶也完成兵役的服务，在1918年他申请加入挪威会（Norwegian Mission in China），这是内地会与欧洲各宗派联盟的差会之一，为了更快可以前往中国，他决定不留在挪威等候按牧，而是直接到美国纽约的挪威福音自由教会接受按立牧职，也是在这一年他在新约《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旁边写下他要赴中国的心志。叶永青在中国首先学习中文两年，端正方本身受过护士训练，是一名合格护士，也是受医师信赖的麻醉师，会以讲故事的方式让病人们放松，直到麻药发挥效力为止。她先花费一年的时间，在奥斯陆的使命圣经学校（Indremisjonen＇s Bible School，Oslo）进修，随后则赴伦敦，接受内地会为期四个月的训练。1920年尾，端正方与另一位来自俄国的内地会女传教士，同样来到中国。

这时，叶永青已经在山西，他在1920年尾的信中写道：“上帝帮助我在四至五周内造访了四十座村落……这里与一般人对话容易多了……比在家乡好些……家乡拒绝福音的冷漠情形，在这里不太常见”叶永青必须等到端正方在山西学好了中文后才能结婚，其女叶嘉丽对其父母的婚姻表达赞同内地会的改策，她说明内地会对于规定的好处：“准许夫妇一同成为全职传教士，是内地会领先当时的创举。即便在今日，仍有许多差会仅将妻子的角色视为是丈夫身旁的鼓励者，而不是直接投身传教区域的主体，但是为了遍传福音于中国，内地会很务实地看待女传教士的加入，并看待地们与男传教士同样重要，若将这些传教士的妻子，视为是遍传福音计划的一分子，学习中文实为必要之事。然而，不难预料的是，一旦有小婴儿诞生后，家中接踵而来的大小事，都必须由妻子承担——这些责任，很可能会阻碍许多事的进行，包括学语文。因此，戴德生制订会规，唯有单身男女可以获准入会，直到男女双方皆完成两年的语言学业后，才准双方于中国境内站为连理。基于每个人抵达中国时同属未婚，附带的好处是，进行活动时不需特别再分已婚组与单身组。”所以，等到端正方两年学完中文，他们俩人一刻也不想停地在1923年1月17日于山西岚县完婚，而叶永青已经在中国待了四年。

叶永青来到山西的初期，正好遇上山西大饥荒，1918年山西太谷范村遭受早灾,1920年华北又建续发生三年大旱，山西有三分之一的人受灾挨饿·这次受灾范围与灾民人数远超越1876年的程度，灾民高达二千五百万人。于是基督教会发起赈济活动，当时山西平定友爱医院的院长王普乐提出向美国红十字会申请捐款救灾筑路，得到山西省路工总局总办（局长）赵守钰（友琴）的赞同，又得山西督军兼省长的阎锡山的同意，并较大规模地进行“以工代赈”的赈灾活动，让筑路民工一日三餐有了着落，又可领取一定分量的食物如高梁面或蛤蜊粉等，使灾民得以安然度过饥荒，又能发展山西的交通。先后主要修筑平遥到忻县的干线公路、平辽公路、汾军公路、汾太公路等，“其中以太原为中心，南至平遥北至忻县的干县公路，全长213公里，是山西省第一条公路，并得华洋义赈会支付阎锡山二百万两白银修成。

1921年春，叶永青便被中国委派参与修造公路，地点在山西南部，叶永青与另外两位传教士轮流担任工资出纳员，负责山西境内第一条专供汽车行驶的道路（平辽公路）。当时华洋义赈会还借调了史迪威将军（Joseph Stillwell，1883-1946）前来协助，由他来担任公路建筑总工程师，负责工程的踏勘、选线及指导施工。叶的未婚妻端正方也参与救助饥荒灾户，她曾描述当时惨况：“每天都会涌入一群受伤民众，你无法想象能够帮助他们，是一件多美好的事……许多人病得不轻，处境可怜，让人难以直视。”

历经山西的赈灾，参与修筑公路与救助灾民，叶永青决定开创一个由他自己负责的宜教站，他要求派他前往最艰困的地方，那里没教堂也没人想去，于是合适的地点就是在山西西北部的河曲县。河曲县位于忻州地区西北部，地处山西、陕西、内蒙古三省交界处，河曲也是一价战略要地，黄河在此将山西与的陕西分隔两地，长城又把山西与北面的内蒙古相隔。

叶永青到了河曲，发现早有瑞典传教士来此，但已在山西南部的义和拳乱中殉道，因为山西瑞典传教士至少有十人，其人资料不详。叶满怀热忱地在此传教，在住处附近举行聚会，并受邀约向犯人与警察演讲。1922年3月12日，终于成立了河曲的教堂，叶在此举行第一场洗礼，对象甚至有警察局长的秘书、邮政局长、看门守卫等。

1923年他们婚后住在河曲，叶永青的妻子端正方因有医护背景，对当地人不啻是一个福音，因为走几天的路也找不到一个诊所，最近的医院在太原附近，要走十天的路。所以他们在这里开了诊所，宜传预防、隔离，避免传染病的常识，许多的病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看病。同年，叶永青还为当地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育德小学”，服务那些未能受教育的人民。做出对河曲人民的贡献并付上无限的爱心，叶嘉丽如此描述其父母：

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组合体，在这两方面都需要营养。我们的精神缺乏与上帝的沟通，而我们的肉体缺乏必要的食物。有的人到教堂只要求食物和药品，有的人既要食物也要上帝，我的父母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的理念就是上帝的无条件的爱，我们不是在索取，而是在获得，我的父母是多么热爱河曲的人民啊！

在第一任期，河曲的工作是相当稳定的发展，婚后叶永青夫妇育有四名子女：叶德华（Edvard Torjesen，1924-2012）、叶嘉丽（1925-2014）、叶但尼（Hakon Torjesen，1928-）、叶苏继（Torje Kristen Torjesen，1931-2008），其中老三叶但尼是叶永青在中国待了第九年、端正方第七年时第一次返回挪威述职时所生，其余三子皆在中国出生，其中长子叶德华在1950年代初来到台湾宣教，在花莲推广阿美族语圣经，并鼓励谭维义（Frank Dennis）到台东创办台东基督教医院。其子皆在台湾出生，1993年到山西太原开办“永青服务中心”（现名为“山西永青咨询服务中心”），1997年他的长子叶福礼（Finn Torjesen）接手至今。“

最后的身影

由于没有其他文献可考，关于叶永青最后的日子主要是依頼其女的传记。

叶永青在河曲稳定的经营，以及他特有的幽默方式，与当地人民建立了友谊，然而，好景不再，就在他们第二次（1936）返回挪威述职再回到中国后，整个中国发生了剧变。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山西是几个受创最重的省份之一，河曲又是通往内蒙古的大门，于是便成了炸弹集中轰炸的地方，远远超出了这个只有一万人口的城市的承受力。战争初期，由于挪威是一个中立国，日本人要求叶永青一家人在院子里挂出挪威国旗，日本飞机从空中就可辨识便不轰炸，但后来有人向日本人报告说叶永青在帮助中国军人和平民，叶永青一家开始陷入了险境。

原本叶永青孩子的初级教育都是在家里进行，他们身兼老师，但战势急转，为了孩子的生命安全，他们只好将孩子送到了位于湖南益阳桃花坞挪威人所创办的“信义小学”就读。1939年，随着抗日战争的逐步升级，连湖南也不安全，所有的挪或妇女都带着她们的孩子离开中国返回挪威，小学只剩下了叶家的四个孩子，学校也只好关闭了，他们只好又转学至内地会在山东烟台（当时称“芝罘”）为传教士子女所设立的学校（China Inland Mission School）。因为他们只会讲汉语和挪威语，不懂得说英文，这给他们的学习带来了很大困难·叶永青夫妇与四个孩子在烟台共度了一个暑假，便双双回到了河曲县。这次的返回，就成了药永青在山西的最后身影。

叶嘉丽描述其双亲如何冒着生命危险，从烟台赶回河曲的情景：“我们只和父母一起过了一个暑假，他们就离开了烟台，于1939年9月回到了河曲的家——他们先坐船到达天津，然后乘车到山西的宁武县，最后又骑驴走了4天才回到河曲，一切所有的骡子都被战争征用了。他们发现河曲的街道萧条而冷清，所有的大舗子都关闭了。很多人都远走内蒙古，因为那里较少战争，人们日日夜夜提防着空中的死亡大乌扔下的致命‘炸蛋’”

1939年9月30日叶永青夫妇回到了河曲，他们之所以原意回去这么危险的小镇，主要是他们看见他们的祷告得到上帝的应允，上帝已经为他们打开了河曲的大门，允许他们要与当地亲爱的人民在一起，寻找并赢回那段时间因为战争而离开的信徒。河曲人民看到叶永青夫妇竟然回来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十分感动，教堂因此增添了许多新教友，当地人民都来欢迎他们的归来。河曲教堂在战时成了仁爱圣地，是会友的聚会中心，是人民躲避炸弹的避难所，以及疗伤治病的医院。当时汉奸和地方绅士为了讨日寇的欢喜以“维持会”的名义邀请叶永青参加迎接日军的活动，被叶断然拒绝，他对日军侵华的罪行·痛恨至极。

但叶永青夫妇不知道他们反对日军的暴行，又如此热切地帮助当地居民与军人，已经改变了日本人对他们的态度，死亡越来越接近他。12月12日叶永青写了其人生最后一封信，那是致差会的信：

昨天我们再一次躲在防空洞下，我们坐在那里超过半个小时，有三架飞机丢了20枚炸弹……不禁会想为何他们要在这个没有保护的城市一直接受轰炸……这个小镇已经没有任何军人，只有一些军队散布在山区……许多人持续地离开这座小镇……到内蒙古定居。许多信徒离开了我们，我们有时希望我们也可以离开河曲，在这些难民中工作，他们应该有火车到内蒙古，但我们必须留下坚守岗位。

从信里的字里行间，不难理解存在于叶永青心里的矛盾，他也是有逃命的想法，但为了他与上帝的承诺，他必须留下照顾那些走不了的人。12月14日这一天，他们照例在院子里挂出了挪威国旗，但这已经失效了，日军飞机朝他们而来，叶嘉丽据其母的回亿说：“那天空中飞来了34架飞机，父母听到了这些铜铁大鸟的轰鸣，父亲跑到院子里，抬头仰望天空。然后现快地跑回屋内告诉母亲，已经来不及跑到不道处教堂的防空洞去了。必须待在这里，赶快钻到床下去！”日本人这次是有备而来，准备置叶永青他们于死地，飞机以俯冲式轰炸叶家及教堂，叶永青还没来得及完全躲入床下，端正方才刚刚弯下腰，便传来了第一颗炸弹的爆炸声，爆炸尖锐刺耳的声音划破空际，炸弹落在他们附近，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他们包围了，端正方被巨大的声浪震倒，浓烟有如暗夜将临，烟雾刺得她睁不开眼。她随即看见倒塌的土墙覆盖在她丈夫身上，端正方因为身体瘦小，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掀起，抛到一堆碎石、碎玻璃和碎木块上。在这一样间，她听到了叶永青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然后在被埋进倒塌的房屋里。

当端正方再次从废墟上站起身的时候，四周都在燃烧，她孤独地站在那里，茫然四顾不知所措，她的中国友人大多躲进了防空洞，只有五位裹过小脚妇女和她在一起，她们当中还有四个人年纪都超过七十。这时她的中国朋友们纷纷从教堂里跑出来帮助她，他们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挖出了他们深爱的牧者，他的头部受了严重的创伤，叶永青是被倒塌下来屋梁击中，屋梁正好掉在他要藏身的床上，作为一个护士，端正方决心尽其所能地来挽救她丈夫的性命，甚至连人工呼吸都试了，但最后不得不强迫自己承认，她所挚爱的丈夫已经难开人世，而日军的轰炸仍然残酷地进行，那天接下来有60枚炸弹落下。

叶永青妻子的哀痛是无以言表的，四天后，她致信给挪威的家书上说：“直到午夜时分，他才被装裹停妥，静静地躺在那里。他看上去漂亮而安详——甚至有一线微笑显现在他的验上，我们忠实的帮手老聂（思聪）和老王自始至终在帮助我。这时他们才坐下来，暗暗垂泪，就这样我们坐了好久好久。我们已经忘却了一切，只是相对流泪。”

由于河曲仍然不断地遭到轰炸，教堂里的人都劝端正方为了四个远在山东烟台的孩子要她注意安全，端正方和其他挪威女教士只好另寻躲避之处，他们找到了靠近长城的住所，作为她们最坚固的防空洞，白天她们就在这里较少炸弹的地方度过，夜晚才返回城里的家。

叶永青的追悼会是1939年12月31日举行，有基督新教的牧师，也有天主教的神父在场，叶嘉丽回亿当天的场景：“成百上千的人赶来参加，帐篷内外都站得密密麻麻。在帐篷的入口处，高悬着一副绸制的灵幡，上面写着“他为拯教世人而奉献了自己”，在帐篷中间停放着一口灵枢。教友和朋友制送给我们的挽联和挽帐都是白色的，只有一位德国的天主教神父带来的是黑色的绸幡。很多人站在那里默念着献给我父亲的悼词。只有那位神父说出声来：‘他为了他的朋友们而献身，人间的爱莫大于此！’这是基督的语录。”隔天，1940年1月1日叶永青长埋于县城东北坪泉村水草沟，叶嘉丽写道：“我们亲爱的丈夫和父亲就这样永远地安息在中国的黄土地上了。”

河曲教堂虽然被炸毁了，叶永青也殉难了，但并未因此炸毁当地人的信仰，叶嘉丽提到当地的基督徒商人向她说：“我们依旧存在，我们就是教堂。”

结论

叶永青这位传教士对很多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但他的信仰与典范值得我们再次追述。他过世的时候，身边有两位本地同工陪伴，其中一位就是聂思聪牧师，他提到叶永青传福音的热切，踏遍所有地方，并且愿意和中国人过着一样的生活：“叶牧师在中国主要的工作是要把耶稣救恩的福音传遍河曲各地。……我和他同工，经常到河曲较大的村镇，作为据点支搭帐篷传道。每天除了在据点早晚皆带来人谈道外，还要抓住机会，再到周围三、四十里的村庄，甚至仅有几户人家的小村，也要为他们布道，所以河曲县700多个小村镇都有我们的足迹。叶牧师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在乡村布道，和我毫不介意住在极为简陋的车马人行店，而且一起睡在土坑上，假如不看他的肤色，简直不知他是一个外国人。”叶永青完全是爱中国的，他也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抗日，聂最后评价叶永青说：“叶牧师与河曲信徒和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高贵品质，是舍身取义的具体行为。”

叶永青在山西可以得到如此崇高的地位与形象，除了可从信仰的角度解释外，另外可以从文化身份的角度解释。在1900年的庚子教难可见中国人以华夏道统以及民族意识将排外意识与情绪推向高峰，但在叶永青身上，则是另一个文化现象，他在山西当地受到相当的欢迎与拥戴，或许从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可以理解此一现象，也作为在中国宜教的参考。晚唐的文学家陈黯（805-770）写有《华心》一文，提出不应以华夏道统、地域、种族做为区分华夷的标准，而是“华心”，他说：

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等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戻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夫戎狄俾日月所烛，皆归于文明之化，盖华其心而不以其地也，而又夷焉作华心？

基督教在中国文化的传播基本上是回避不了中华民族对于“他者”（夷）的拒斥，刘禾在《帝国的话语政治》认为，中国古代的“夷”话语，其在动词的意义所产生的作用，主要是以命名主权来统辖文化的政治边界，“夷”（他者）话语逐渐演变成了中国的古典主权理论。外国传教士被视为“夷”，他们“形夷心也是夷”，而信了基督教的中国人则是“形华而心夷”，庚子之乱仇杀传教士便是基于这种古典主权意识的定义，而造成了震惊中外的惨案。

叶永青选择发生最大教案的省份山西，又愿意前进至没有教堂的小镇河曲，最主要他深具“华心”，他将基督教的信仰融于“华心”之中，他难“形夷而心华”，他参与山西赈灾，协助修筑公路，在河曲办第一问教会小学，为了便民开办诊所，面对日军侵华也采取与中国人民相同的国家意识共同抗日，他让教堂不只是聚会之所，也是医疗之所，更是身体、心灵受伤的人们的避难所，他甚至献出了他的性命。叶永青的“华心”是彻头彻尾的，故此赢得红军与当地人民的推崇，接纳了他的基督信仰，塑立了他在山西伟大的形象。

---

附录一 叶永青（Peter Torjesen）家世谱系

Torje Torjesen（生于约1828年）

与Ane Birgite（生于约1834年）结婚

Edvard Torjesen（1862年7月26日-1947年10月14日）

Elise Olsen（生于1863年1月5日）1885年10月22日结婚

Anna Torjesen（1886年-1943年）

Terese Torjesen（生于1889年）

Einar Torjesen（1890年7月26日-1960年10月14日）

Peter Torjesen叶永青（1892年11月28日-1939年12月14日）

与Valborg Tonnessen端正方（1892年6月22日-1970年12月）1923年1月17日结请

Edvard Torjesen叶德华（1924年2月17日-2012年9月8日）

与Jenny Torjesen（生于约1918年）1945年6月结婚

Dr．Frank Dennis谭维义（1929年9月4日）

与Sally Dennis谭秀（1929年12月29日）1953年结婚

Finn Torjesen叶复检

与Sandy Dennis美结婚

Kari Marie Torjesen叶嘉麓（1925年8月8日-2014年10月2日）

与Robert Calvin Malcolm 于1954年结婚

Kirsten Elisabeth Malcolm Berry（生于1956年）

与Paul Albert Berry（生于1955年）1978年9月1日结婚

LSara Kristina Berry（生于1985年1月13日）

LLois Ellcn Malcolm Smith（生于1959年）

奥Ross A．Smih（生于1962年）1985年2月16日结婚

Hakon Daniel Torjesen紫但尼（生于1928年5月9日）

与Karen Torjesen结婚，两人育有四名子女

Torje Kristen Torjesen叶苏织（1931年10月29日-2008年9月7日）

与（unknown）结婚，两人育有一名子女

David Torjesen（生于1894年，早天）

Karl Johan Torjesen（1900年3月4日-1948年）

Torleif Wraal Torjesen（1904年-1953年12月2日）

附录二 叶永青（Peter Torjesen，1892-1939）大事年表

189211月28日出生于那威西阿格德尔郡（Vest-Agder）的克里斯落安桑（Kristiansand）；妻端正方（Valborg Tornessen，1892-1970）同年6月22日

出生

1909

从商学院毕业，担任过簿记员、出纳员、销售员、英语与德语通讯记者。

1910

一天，参加一场聚会，陈了资波（Ludvig Hope）的请道，决定接受前往中国

宣教的呼召-那天不但把身上所有的金钱都奉期出来，还留了一张纸条·上

面写着：「与我一生！」（Ogmt Liv，and my Ffe）。

1911

因参加了美器明尼苏达州Rushford「排或福音自由教会里经学校」

（Norwegian Evangelcal Free Church Bitle School）Ditrik AndersenS与C.T

Dyrness在家乡举办三个礼拜的型经课程，故决定2月藏开捱成到美国，参与

挡两人的宣教服务·

1913-16

在慕抽圣经学校就读三年课程，1916年秋年就读芝加哥的美北浸会神学院，

没多久被微召入伍，11月返御威服役。

1918-18

端正方接受护理训练准备加入宣教工作·叶永青返概威时，俩人订婚，叶加

入据威内地会（Norwegian Mission in China），成为前生中国的宣教候选人，

1918

途经纽约布鲁克林，接受挪威福音自由教会授予圣职·之后搭船至中国，接

受两年内地会的语言课程·

1919-20

端正方就读一年的使命圣经学校（Indremisjonen＇s Biole School），随之肿后

则赴愉款，接受内地会为期四图月的训练·1920年尾与一俄属女传教士搭船

至中国。

1921

叶永青参与红十字会在山西造路工程的出纳员。11月开始山西河曲福音站，

河曲位于长城与黄河交汇处·

1921-23

端正方在婚前完成两年的语言课程。

1923

1月17日叶永青与端正方在山西崖露以摄威仪式结婚

1924

长子紫德华（Edvard Torjeson）出生·

1925

长女菜嘉疑（Kari Torjcson）出生。

1927

蒋介石展开清业经动，毛深东领导晨民革命，的有5000名新教售教士阻图中

圆-菜一家返回挪威述取

1928

次子叶但尼（Hekon Tojesen）出生·中国社会动乱好转，业一家重中国。

1928-35

河曲及假远之处，有几年的教会复兴。

1931

三子菜苏耀（Torje Kristen Torjesen）出生

1936-37

菜一家第二次返挪威述段。

1937

7月中日厩争爆发，叶仍递择回到中国宣救，山西局势已绍入冲突，端正方据

四名子女至湖南的挪威学校，留下叶永清一人在河曲工作。

1938

湖南挪威学校因日本进占·那威差博会（Norwegian Missicnary Society）决

定将学校撤至香港。

1939

夏，叶永青从河曲到芝罘与家人团聚·欧战爆发，叶四名子女难开芝罘·叶

与端两人回到河曲，12月14日菜不幸死于日军轰炸，享年47岁。

1940

端正方仍留在河曲继缓牧养，同年到芝罘待了一个署假。

1942

内地会传学校及所有在芝罘的伴都被园入了潍坊集中营。叶一家都成了俘

离，在那里一共关有1600名俘露。

1945

二战结束，业一家与其他俘虏被释放，回到北美·6月长子叶德华与Jenny结

1946

端正方与幼子叶苏继区挪腻·次子叶但尼，长女叶嘉丽继续留在美国就读。

长子业德华与妻Jenry准备前往内蒙宣教。

1948

叶德华夫妇杂开中医至内蒙宣教，完成其父未寛之志。

1949

因局势不稳，叶德华夫妇撤退至香港。在香港他们重经聚古语里经。

1950

端正方在明尼苏达大学开设中文查经班带领中国留学生。

1952

叶德华夫妇来到台湾缴续在蒙古人中间工作，并邀请其母协助中属难民。

1956

端正方回到明尼苏达继续中文查经班·便其成为华人教会。

1966

端正方从中国留学生事工退休，返回担或继续生活，前后在中医人中间服务

了45年之久，

1970

12月端正方过世，享年78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