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形夷心华 献身中国——挪威传教士叶永青（下）

作者：吴昶兴 中原大学宗研所副教授

最后的身影

由于没有其他文献可考，关于叶永青最后的日子主要是依頼其女的传记。

叶永青在河曲稳定的经营，以及他特有的幽默方式，与当地人民建立了友谊，然而，好景不再，就在他们第二次（1936）返回挪威述职再回到中国后，整个中国发生了剧变。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山西是几个受创最重的省份之一，河曲又是通往内蒙古的大门，于是便成了炸弹集中轰炸的地方，远远超出了这个只有一万人口的城市的承受力。战争初期，由于挪威是一个中立国，日本人要求叶永青一家人在院子里挂出挪威国旗，日本飞机从空中就可辨识便不轰炸，但后来有人向日本人报告说叶永青在帮助中国军人和平民，叶永青一家开始陷入了险境。

原本叶永青孩子的初级教育都是在家里进行，他们身兼老师，但战势急转，为了孩子的生命安全，他们只好将孩子送到了位于湖南益阳桃花坞挪威人所创办的“信义小学”就读。1939年，随着抗日战争的逐步升级，连湖南也不安全，所有的挪或妇女都带着她们的孩子离开中国返回挪威，小学只剩下了叶家的四个孩子，学校也只好关闭了，他们只好又转学至内地会在山东烟台（当时称“芝罘”）为传教士子女所设立的学校（China Inland Mission School）。因为他们只会讲汉语和挪威语，不懂得说英文，这给他们的学习带来了很大困难。叶永青夫妇与四个孩子在烟台共度了一个暑假，便双双回到了河曲县。这次的返回，就成了叶永青在山西的最后身影。

叶嘉丽描述其双亲如何冒着生命危险，从烟台赶回河曲的情景：“我们只和父母一起过了一个暑假，他们就离开了烟台，于1939年9月回到了河曲的家——他们先坐船到达天津，然后乘车到山西的宁武县，最后又骑驴走了4天才回到河曲，一切所有的骡子都被战争征用了。他们发现河曲的街道萧条而冷清，所有的大舗子都关闭了。很多人都远走内蒙古，因为那里较少战争，人们日日夜夜提防着空中的死亡大鸟扔下的致命‘炸蛋’”。

1939年9月30日叶永青夫妇回到了河曲，他们之所以原意回去这么危险的小镇，主要是他们看见他们的祷告得到上帝的应允，上帝已经为他们打开了河曲的大门，允许他们要与当地亲爱的人民在一起，寻找并赢回那段时间因为战争而离开的信徒。河曲人民看到叶永青夫妇竟然回来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十分感动，教堂因此增添了许多新教友，当地人民都来欢迎他们的归来。河曲教堂在战时成了仁爱圣地，是会友的聚会中心，是人民躲避炸弹的避难所，以及疗伤治病的医院。当时汉奸和地方绅士为了讨日寇的欢喜以“维持会”的名义邀请叶永青参加迎接日军的活动，被叶断然拒绝，他对日军侵华的罪行痛恨至极。

但叶永青夫妇不知道他们反对日军的暴行，又如此热切地帮助当地居民与军人，已经改变了日本人对他们的态度，死亡越来越接近他。12月12日叶永青写了其人生最后一封信，那是致差会的信：

昨天我们再一次躲在防空洞下，我们坐在那里超过半个小时，有三架飞机丢了20枚炸弹……不禁会想为何他们要在这个没有保护的城市一直接受轰炸……这个小镇已经没有任何军人，只有一些军队散布在山区……许多人持续地离开这座小镇……到内蒙古定居。许多信徒离开了我们，我们有时希望我们也可以离开河曲，在这些难民中工作，他们应该有火车到内蒙古，但我们必须留下坚守岗位。

从信里的字里行间，不难理解存在于叶永青心里的矛盾，他也是有逃命的想法，但为了他与上帝的承诺，他必须留下照顾那些走不了的人。12月14日这一天，他们照例在院子里挂出了挪威国旗，但这已经失效了，日军飞机朝他们而来，叶嘉丽据其母的回亿说：“那天空中飞来了34架飞机，父母听到了这些铜铁大鸟的轰鸣，父亲跑到院子里，抬头仰望天空。然后赶快地跑回屋内告诉母亲，已经来不及跑到布道处教堂的防空洞去了。必须待在这里，赶快钻到床下去！”日本人这次是有备而来，准备置叶永青他们于死地，飞机以俯冲式轰炸叶家及教堂，叶永青还没来得及完全躲入床下，端正方才刚刚弯下腰，便传来了第一颗炸弹的爆炸声，爆炸尖锐刺耳的声音划破空际，炸弹落在他们附近，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他们包围了，端正方被巨大的声浪震倒，浓烟有如暗夜将临，烟雾刺得她睁不开眼。她随即看见倒塌的土墙覆盖在她丈夫身上，端正方因为身体瘦小，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掀起，抛到一堆碎石、碎玻璃和碎木块上。在这一瞬间，她听到了叶永青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然后就被埋进倒塌的房屋里。

当端正方再次从废墟上站起身的时候，四周都在燃烧，她孤独地站在那里，茫然四顾不知所措，她的中国友人大多躲进了防空洞，只有五位裹过小脚妇女和她在一起，她们当中还有四个人年纪都超过七十。这时她的中国朋友们纷纷从教堂里跑出来帮助她，他们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挖出了他们深爱的牧者，他的头部受了严重的创伤，叶永青是被倒塌下来的屋梁击中，屋梁正好掉在他要藏身的床上，作为一个护士，端正方决心尽其所能地来挽救她丈夫的性命，甚至连人工呼吸都试了，但最后不得不强迫自己承认，她所挚爱的丈夫已经离开人世，而日军的轰炸仍然残酷地进行，那天接下来有60枚炸弹落下。

叶永青妻子的哀痛是无以言表的，四天后，她致信给挪威的家书上说：“直到午夜时分，他才被装裹停妥，静静地躺在那里。他看上去漂亮而安详——甚至有一线微笑显现在他的验上，我们忠实的帮手老聂（思聪）和老王自始至终在帮助我。这时他们才坐下来，暗暗垂泪，就这样我们坐了好久好久。我们已经忘却了一切，只是相对流泪。”

由于河曲仍然不断地遭到轰炸，教堂里的人都劝端正方为了四个远在山东烟台的孩子要她注意安全，端正方和其他挪威女教士只好另寻躲避之处，他们找到了靠近长城的住所，作为她们最坚固的防空洞，白天她们就在这里较少炸弹的地方度过，夜晚才返回城里的家。

叶永青的追悼会是1939年12月31日举行，有基督新教的牧师，也有天主教的神父在场，叶嘉丽回亿当天的场景：“成百上千的人赶来参加，帐篷内外都站得密密麻麻。在帐篷的入口处，高悬着一副绸制的灵幡，上面写着“他为拯教世人而奉献了自己”，在帐篷中间停放着一口灵枢。教友和朋友制送给我们的挽联和挽帐都是白色的，只有一位德国的天主教神父带来的是黑色的绸幡。很多人站在那里默念着献给我父亲的悼词。只有那位神父说出声来：‘他为了他的朋友们而献身，人间的爱莫大于此！’这是基督的语录。”隔天，1940年1月1日叶永青长埋于县城东北坪泉村水草沟，叶嘉丽写道：“我们亲爱的丈夫和父亲就这样永远地安息在中国的黄土地上了。”

河曲教堂虽然被炸毁了，叶永青也殉难了，但并未因此炸毁当地人的信仰，叶嘉丽提到当地的基督徒商人向她说：“我们依旧存在，我们就是教堂。”

结论

叶永青这位传教士对很多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但他的信仰与典范值得我们再次追述。他过世的时候，身边有两位本地同工陪伴，其中一位就是聂思聪牧师，他提到叶永青传福音的热切，踏遍所有地方，并且愿意和中国人过着一样的生活：“叶牧师在中国主要的工作是要把耶稣救恩的福音传遍河曲各地。……我和他同工，经常到河曲较大的村镇，作为据点支搭帐篷传道。每天除了在据点早晚皆带来人谈道外，还要抓住机会，再到周围三、四十里的村庄，甚至仅有几户人家的小村，也要为他们布道，所以河曲县700多个小村镇都有我们的足迹。叶牧师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在乡村布道，和我毫不介意住在极为简陋的车马人行店，而且一起睡在土坑上，假如不看他的肤色，简直不知他是一个外国人。”叶永青完全是爱中国的，他也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抗日，聂最后评价叶永青说：“叶牧师与河曲信徒和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高贵品质，是舍身取义的具体行为。”

叶永青在山西可以得到如此崇高的地位与形象，除了可从信仰的角度解释外，另外可以从文化身份的角度解释。在1900年的庚子教难可见中国人以华夏道统以及民族意识将排外意识与情绪推向高峰，但在叶永青身上，则是另一个文化现象，他在山西当地受到相当的欢迎与拥戴，或许从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可以理解此一现象，也作为在中国宣教的参考。晚唐的文学家陈黯（805-770）写有《华心》一文，提出不应以华夏道统、地域、种族做为区分华夷的标准，而是“华心”，他说：

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等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戻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夫戎狄俾日月所烛，皆归于文明之化，盖华其心而不以其地也，而又夷焉作华心？

基督教在中国文化的传播基本上是回避不了中华民族对于“他者”（夷）的拒斥，刘禾在《帝国的话语政治》认为，中国古代的“夷”话语，其在动词的意义所产生的作用，主要是以命名主权来统辖文化的政治边界，“夷”（他者）话语逐渐演变成了中国的古典主权理论。外国传教士被视为“夷”，他们“形夷心也是夷”，而信了基督教的中国人则是“形华而心夷”，庚子之乱仇杀传教士便是基于这种古典主权意识的定义，而造成了震惊中外的惨案。

叶永青选择发生最大教案的省份山西，又愿意前进至没有教堂的小镇河曲，最主要他深具“华心”，他将基督教的信仰融于“华心”之中，他难“形夷而心华”，他参与山西赈灾，协助修筑公路，在河曲办第一间教会小学，为了便民开办诊所，面对日军侵华也采取与中国人民相同的国家意识共同抗日，他让教堂不只是聚会之所，也是医疗之所，更是身体、心灵受伤的人们的避难所，他甚至献出了他的生命。叶永青的“华心”是彻头彻尾的，故此赢得红军与当地人民的推崇，接纳了他的基督信仰，塑立了他在山西伟大的形象。

附录一 叶永青（Peter Torjesen）家世谱系图

附录二 叶永青（Peter Torjesen，1892-1939）大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