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形夷心华 献身中国——挪威传教士叶永青（上）

作者：吴昶兴 中原大学宗研所副教授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

叶永青1918年为中国献身得座右铭

前言

本文主要探讨挪威籍的内地会传教士叶永青（Peter Torjesen，1892-1939）在山西的传教及其山西形象型塑的过程。

关于基督教在山西传播的过程及影响，在近代中国历史是极为重要的，但有关其应有的文史研究又相对不足的，正如张子荣在《山西基督教宗派进述略》开宗明义说：“山西基督教（指新教）问题，是山西地方文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几至空白，基督教入晋后的百余年发展中，对山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诸方面均发生重大影响，因此，对它的研究，有助于山西近代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宽。而搞清楚山西基督教各宗各派传入、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则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

山西基督宗教的传入始于明万历年间的天主教，在北京为官的山西绛州人韩云、韩霖兄弟从徐光启学习农学、兵法，又向耶稣会高一志学炮术，因此而受洗入教，后韩云于1620年邀意籍耶稣会士艾儒珞至绛州传教，其家族18人受洗奉教。基督新教的传入是1869-1870年苏格兰圣经会的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伦敦会的理一视（Jonathan Lees）最早开始，之后内地会和英国浸礼会的传教士相继进入山西。内地会、英国浸礼会在山西的早期工作以旅行布道、散卖圣经、向省城学者官员等上层社会宜传福音、创办戒烟局等为主。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是山西基督教传教事业的一个主要系统，其在山西的布道区在所有差会里大概占了将近66％，1876年英国内地会的J．J．Turner与F. H. James进入山西传教，提出在晋创办永久事业的建议，由此展开长期的传教工作，之后有与内地会联盟的北欧几个差会也陆续来晋，1888年有传入山西安邑的瑞典瑞华会（Swedish Mission in China）、1894年有传入朔平府等地的瑞典圣洁会（Swedish Holiness Union），1898年有传入永宁县的挪威会（Norwegian Mission in China），1886年有瑞典布道同盟在归化成立总堂的瑞华盟会（Swedish Missionary Society）。

经通内地会与其他差会、教派的努力，在叶永青来到山西之际（1918），已经有13个差会组织在山西传教，共有外籍传教士240人，分别驻守于44个地点，光是内地会的传教士就有131人，其中以内地会所占布道区比例最高，占整个山西三分之二，信徒人数占61％，浸礼宗的两个差会占22％、公理会占8％、神召会占4％，所建差会总堂有50个，布道区约有296个，信徒约有8340人。从各差会的教育事业来看，内地会最为关注初级小学教育，内地会系统所办的初级小学共有67所，学生总数有1254人；高级小学有13所，学生总数201人；中学仅有2所（普润男子中学、霍县女子中学），人数有108人。整个山西的教会中学有7所，其中3所属公理会，以太谷的铭贤中学设备最好、成绩最佳。至于高等教育则是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等据《办理山西教案章程》提出使用庚子赔款在1902年创办山西大学堂，以开导山西知识，教导有用之学做为教育的方针。整体而言，各差会对于近代山西的教育起了引导、示范和促进的作用，实现教育与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结合，也扩展普及了教育对象，对于贫苦子女、孤幼聋哑之人皆能照顾，并且也打破了男尊女卑的礼教束缚，广开女子受教育之便。

至于医药事业，所有差会建立11所医院，内地会系统的医院共有3所，男女病床共有150床，每年住院病人总数约466人：而差会的12所药房里，属内地会系统的有6所，但仍有400余万人得不到教会医药之帮助。

一个被共产党表扬的挪威传教士

正如前面所述，内地会在1880年代末至1890初已影响了北欧教会投入在山西的宣教。本文之所以以叶永青这位挪威籍内地会传教士做为研究对象，背后有一些学术机缘，其一是曾参与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梁家贤的硕士论文《中华圣洁会来华宜教历程》，这份论文关注了瑞典圣洁会在1890年有两位传教士欧逊（Emanuel Olsson）与嘉利逊（Natannael Carlesson）与内地会合作，由他们负责山西北境长城东西之间（朔平府、大同府）的传教。他们对于日后北欧参与山西宣教有极大的鼓舞作用。其二是2013年本人邀请吴秀良教授（Silas Wu）来中原演讲，论及瑞典圣洁会的宣教，提到了叶永青的长女叶嘉丽（Kari Torjesen，1925-2014）专书“Women at the Crossroads：A Path Beyond Feminism and Traditionalism”（《女性在十字路口：超越女权主义与传统主义的道路》），里面论述了曾在山西布道的瑞典布道家范岚生（Fredrik Franson）受到西方几个奥秘派重要女性影响，要我留意该书。其后，张勤莹完成关于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子女教育的博士论文，曾接触叶永青之女叶嘉丽，并在文中引用了叶嘉丽的文献，因这些种种机缘，我进一步接触叶嘉丽为其父叶永青所写的传记“Signed Away Our Lives：How One Family Gave Everything for the Gospel（暂译：《签下生死状：一个家庭如何为福音献上所有》）。”成了我研究叶永青的契机。

有关叶永青的中英文资料均不多见，仍有待找寻搜集。最重要的材料是叶永青长女所著的传记，里面有极为丰富的信息，包括叶永青一家的生平，家属、友人直接的回忆，以及叶永青生前一些书信的记录等。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档案馆目前仅得叶永青一家在1936年返挪威述职及1937年回到中国香港的材料，还需要时间更多梳理。中文数据也是寥寥无几，本人翻遍山西地方志，仅发现《河曲县志）以一页半的内容叙述叶永青。中文的传记有赵斌简译叶嘉丽（该书误为叶玛丽娅）之《叶牧师一家在中国》，其他都是零星的材料。值得一提的是，《叶牧师一家在中国》一书最后有两个附录，是有关于中国（山西）人眼中的叶永青，一是由聂思聪牧师在1994年1月所写的回忆文，他在1932年自山西洪润神学院毕业的，便成了叶永青开教之初的同工，他在文中对叶永青有第一手的见证与回亿，是难得一见的材料；二是叶永青纪念碑文，这是山西地方政府立碑追述叶永青对中国人民的贡献，也是中国对一位北欧传教士的正面评价。

叶永青付上他青春的年岁，千里迢迢远至中国的穷乡僻壤，不畏苦不怕死，最后在中国殉难，其动机与传教的动力来自于一节经文，出自于新约《腓立比书》一章20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其女叶嘉丽特别保存了叶永青生前所用之圣经（詹姆斯钦定本），在这节经文旁留下一行字“赴中国的座右铭，1918”（Motto for China，1918），展示了这节经文是其传教的动力来源。叶嘉丽更指出这节经文是影响其父母一生的指导原则，对他们而言，这一节经文意味着耶稣值得他们一家人为其生，为其死。事实上，在叶永青来到山西之前，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造成山西传教士极大伤亡，死亡的189人，便有159个外国人死于山西。当叶永青来到山西时，这个惨无人道的事件仍然让人记忆犹新，其中内地会的传教士在山西殉道的便有63名。但料想不到的是，叶永青后来也成为山西的殉道者之一，享年仅四十七岁。叶嘉丽曾以内地会师达能（John Cormelius Stam，1907-1934）、史文明（Betty Stam，1906-1934）夫妇在1934年12月7日以跪姿惨遭红军斩首示众，以及薄复礼（Alfred Bosshardt，1897-1993），成邦庆（Amolis ayman，1890-1971）在贵州被红军以“帝国主义政府的同谋”之名逮捕强迫加入长征队伍，提及包括叶永青在内，当时在中国1300个内地会传教士都签下“生死状”允诺为中国牺牲，说明其父叶永青在踏上中国土地时已有心理准备牺牲，也显示那一代的传教士在中国宣教都有赴死的打算。巧合的是，师达能在被红军逮捕，写信至内地会总部，同样也引用《腓立比书》一章20节。

内地会传教士几乎毫无例外的被红军视为帝国主义的间谍或做为勒索的对象，内地会传教士被红军表扬又被中国政府公开立碑是罕有的，叶永青是一典型的例子。1990年8月10日山西河曲县人民政府在县城东南2公里处之源头湾密林中建立大理石纪念碑一座，叶永青的纪念碑文如下（标点为笔者所加）：

叶永青殉难后，得到八路军的尊重与赞扬，曾指挥晋西北七城战役，歼灭日军1500余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贺龙，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关向应还特别派了一位科长专程参加追悼会，并向叶永青妻端正方（Valborg Tonnessen，1892-1970）致哀及慰问。贺龙还亲笔写信，表达他对挪威被德国侵路者占领的同情。叶永青的妻子记录了八路军来参加追悼会的场景：“我们和他们（八路军）没有任何麻烦，他们有点傲气并费力地抵达（追悼会）时，某些时候是非常安静与温柔，他们看着叶永青的遗照，彼此静悄情地说他（叶永青）为了这块土地献出他的生命……”可见叶永青在共产党及山西人民心中的地位，其在山西崇高的形象也是独特的，至于叶为何有此地位与形象，以下将会探讨。

叶永青与河曲传教

叶永青为挪威西阿格德尔郡（Vest-Agder）的克里斯蒂安桑（Kristiansand）人，生于1892年11月28日，其父母为Edvard Torjesen（1862-1947）与Elise Olsen（1862-1947），父母共养育了十名子女，叶永青排行老四。其父在镇上担任烟囱清扫工人的职务，确保镇上所有的烟囱都能定期清扫。他的父亲继承曾祖父、父亲的兄弟托雷夫（Torleif）之职，每次巡视各户烟囱之后，住户都会期待他来读经并祷告。叶永青便在一个虔诚工人的家庭成长，信仰受到良好的熏陶，根据叶嘉丽的传记，叶永青曾在其按立牧职的讲道中，表白他的信仰历程说：

我诞生于一个信仰度诚的家庭，共有十个孩子，八位兄弟与两位姊妹。母亲每早都会叫我们到身边一起读经祷告，父亲便以上帝的话语，做为一天活动的结束，我的双亲也有宣教的心志，所以自我童年有记忆以来，便觉得成为传教士是人人梦寐以求的大事。我记得在十一、十二岁上主日学那时，就与上帝建立了联系，主日学时期也成为我尊崇上帝的时期……我的表兄弟Edvard Gerard在1910年曾到中国传教，不久他就生病死了。在他前往中国的几年前，曾经邀请我参加他和一些年轻人每个礼拜举行的祷告会，自他邀请了我，我便不敢说不，我知道那意味着要敞开地让世界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

叶永青所住的镇上有相当多的青少年是基督徒，他们通常会在彼此的家中聚会，一起读经祷告，并参与各种形式的外展工作。叶永青属于一个1909年为年轻男子设立的会社，目的是为了使他们效法耶稣，这个会社属于基督教青年会底下运作的奋兴小组。

父母虔诚的信仰、主日学、堂兄弟成为中国传教士、参加祷告会及小组等影响了叶永青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但他要成为传教士并选定中国做为他奉献一生之所，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就是在他十七岁（1909）的那年，听了极受欢迎的挪威平信徒传道师贺波（Ludvig Hope，1871-1954）的讲道，提及中国各地的人们未曾听过耶稣基督，并在讲道结束收奉献时，叶永青掏出皮夹倒出他身上所有的钱，他知道不能只奉献金钱，还找了一张纸写上：“与我一生”，跟金钱一起放进了奉献袋。十年后他终于实现他与上帝之间的承诺，启程至中国。

1909年叶永青自商学院毕业，至1911年间，他曾在当地公司担任过簿记员、出纳、职员，以及挪威语、英语与德语的通讯员，共任职二年半之久。这些工作经验后来有助于他到中国后参与山西公路的建设，以及在河曲的传教。1911年，有二位来自美国挪威福音自由教会（Norwegian Evangelical Free Church）的Ditrik Andersen与C. T. Dyrness，他们在叶永青居住的镇上开设圣经课程，叶永青参加了三周的课程后，立下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州的Rushford圣经学校（今Trinity University的前身）接受神学装备的决定，并继续为上帝呼召他前去中国传教做预备。1913年，叶自该校毕业，成为第一届的毕业生。因为他的年纪还未达传教士的年纪，故而接着进入慕迪圣经学院，并在1916年完成课业，再进入芝加哥的美北浸信会神学院就读。但却因为一战缘故，被征召入伍，被迫中断学业回到挪威。

回到挪威叶永青与从小就认识的女生端正方（Valborg Tonnessen，1892-1970）再次相遇，两人便订下婚约，而叶也完成兵役的服务，在1918年他申请加入挪威会（Norwegian Mission in China），这是内地会与欧洲各宗派联盟的差会之一，为了更快可以前往中国，他决定不留在挪威等候按牧，而是直接到美国纽约的挪威福音自由教会接受按立牧职，也是在这一年他在新约《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旁边写下他要赴中国的心志。叶永青在中国首先学习中文两年，端正方本身受过护士训练，是一名合格护士，也是受医师信赖的麻醉师，会以讲故事的方式让病人们放松，直到麻药发挥效力为止。她先花费一年的时间，在奥斯陆的使命圣经学校（Indremisjonen＇s Bible School，Oslo）进修，随后则赴伦敦，接受内地会为期四个月的训练。1920年尾，端正方与另一位来自俄国的内地会女传教士，同样来到中国。

这时，叶永青已经在山西，他在1920年尾的信中写道：“上帝帮助我在四至五周内造访了四十座村落……这里与一般人对话容易多了……比在家乡好些……家乡拒绝福音的冷漠情形，在这里不太常见”叶永青必须等到端正方在山西学好了中文后才能结婚。后来其女叶嘉丽对其父母的婚姻表达赞同内地会的政策，她说明内地会对于规定的好处：“准许夫妇一同成为全职传教士，是内地会领先当时的创举。即便在今日，仍有许多差会仅将妻子的角色视为是丈夫身旁的鼓励者，而不是直接投身传教区域的主体，但是为了遍传福音于中国，内地会很务实地看待女传教士的加入，并看待地们与男传教士同样重要，若将这些传教士的妻子，视为是遍传福音计划的一分子，学习中文实为必要之事。然而，不难预料的是，一旦有小婴儿诞生后，家中接踵而来的大小事，都必须由妻子承担——这些责任，很可能会阻碍许多事的进行，包括学语文。因此，戴德生制订会规，唯有单身男女可以获准入会，直到男女双方皆完成两年的语言学业后，才准双方于中国境内结为连理。基于每个人抵达中国时同属未婚，附带的好处是，进行活动时不需特别再分已婚组与单身组。”所以，等到端正方两年学完中文，他们俩人一刻也不想停地在1923年1月17日于山西岚县完婚，而叶永青已经在中国待了四年。

叶永青来到山西的初期，正好遇上山西大饥荒，1918年山西太谷范村遭受旱灾,1920年华北又建续发生三年大旱，山西有三分之一的人受灾挨饿。这次受灾范围与灾民人数远超越1876年的程度，灾民高达二千五百万人。于是基督教会发起赈济活动，当时山西平定友爱医院的院长王普乐提出向美国红十字会申请捐款救灾筑路，得到山西省路工总局总办（局长）赵守钰（友琴）的赞同，又得山西督军兼省长的阎锡山的同意，并较大规模地进行“以工代赈”的赈灾活动，让筑路民工一日三餐有了着落，又可领取一定分量的食物如高梁面或蛤蜊粉等，使灾民得以安然度过饥荒，又能发展山西的交通。先后主要修筑平遥到忻县的干线公路、平辽公路、汾军公路、汾太公路等，“其中以太原为中心，南至平遥北至忻县的干县公路，全长213公里，是山西省第一条公路，并得华洋义赈会支付阎锡山二百万两白银修成。

1921年春，叶永青便被中国委派参与修造公路，地点在山西南部，叶永青与另外两位传教士轮流担任工资出纳员，负责山西境内第一条专供汽车行驶的道路（平辽公路）。当时华洋义赈会还借调了史迪威将军（Joseph Stillwell，1883-1946）前来协助，由他来担任公路建筑总工程师，负责工程的踏勘、选线及指导施工。叶的未婚妻端正方也参与救助饥荒灾户，她曾描述当时惨况：“每天都会涌入一群受伤民众，你无法想象能够帮助他们，是一件多美好的事……许多人病得不轻，处境可怜，让人难以直视。”

历经山西的赈灾，参与修筑公路与救助灾民，叶永青决定开创一个由他自己负责的宣教站，他要求派他前往最艰困的地方，那里没教堂也没人想去，于是合适的地点就是在山西西北部的河曲县。河曲县位于忻州地区西北部，地处山西、陕西、内蒙古三省交界处，河曲也是一个战略要地，黄河在此将山西与陕西分隔两地，长城又把山西与北面的内蒙古相隔。

叶永青到了河曲，发现早有瑞典传教士来此，但已在山西南部的义和拳乱中殉道，因为山西瑞典传教士至少有十人，其人资料不详。叶满怀热忱地在此传教，在住处附近举行聚会，并受邀约向犯人与警察演讲。1922年3月12日，终于成立了河曲的教堂，叶在此举行第一场洗礼，对象甚至有警察局长的秘书、邮政局长、看门守卫等。

1923年他们婚后住在河曲，叶永青的妻子端正方因有医护背景，对当地人不啻是一个福音，因为走几天的路也找不到一个诊所，最近的医院在太原附近，要走十天的路。所以他们在这里开了诊所，宣传预防、隔离，避免传染病的常识，许多的病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看病。同年，叶永青还为当地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育德小学”，服务那些未能受教育的人民。做出对河曲人民的贡献并付上无限的爱心，叶嘉丽如此描述其父母：

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组合体，在这两方面都需要营养。我们的精神缺乏与上帝的沟通，而我们的肉体缺乏必要的食物。有的人到教堂只要求食物和药品，有的人既要食物也要上帝，我的父母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的理念就是上帝的无条件的爱，我们不是在索取，而是在获得，我的父母是多么热爱河曲的人民啊！

在第一任期，河曲的工作是相当稳定的发展，婚后叶永青夫妇育有四名子女：叶德华（Edvard Torjesen，1924-2012）、叶嘉丽（1925-2014）、叶但尼（Hakon Torjesen，1928-）、叶苏继（Torje Kristen Torjesen，1931-2008），其中老三叶但尼是叶永青在中国待了第九年、端正方第七年时第一次返回挪威述职时所生，其余三子皆在中国出生，其中长子叶德华在1950年代初来到台湾宣教，在花莲推广阿美族语圣经，并鼓励谭维义（Frank Dennis）到台东创办台东基督教医院。其子皆在台湾出生，1993年到山西太原开办“永青服务中心”（现名为“山西永青咨询服务中心”），1997年他的长子叶福礼（Finn Torjesen）接手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