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洗耳
记得有年深秋，我独自在江南古镇旅行。忽然落雨，我躲进一家临河的茶馆。竹帘半卷，水汽氤氲，角落里坐着一位穿蓝布衫的老人，膝上摊着一本泛黄的《圣经》，手指在“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那行字上轻轻摩挲。
他面前的茶早已凉透，茶烟散尽，目光却像钉在窗外的河面——那里，一艘货船正逆流而上，船头的马灯在风中摇晃。
“看那船。”他忽然开口，声音低沉而缓慢，像老留声机里的唱词，“十年前我也驾过这样的船，从苏州到杭州，一趟三天三夜。有一回遇上暴雨，桅杆断了，货仓进水。我跪在甲板上祷告，说：‘上帝若让我活，我就把剩下的货，全送给岸边的灾民。’”他说着，指了指《圣经》上的批注，墨迹早已发淡。“后来风真的停了，货也保住了。可我一件没留，全分了。”
我一时语塞，忍不住问：“您信上帝，就为这个？”
他笑了，眼角的皱纹里仿佛盛着光：“不为‘求什么’，为‘信什么’。信这世上，有比保命、赚钱更值得的事；信我手里的船桨，能划向该去的地方。”
雨停时，他起身告辞。蓝布衫扫过桌角，带起一阵旧书的墨香。我望着他佝偻的背影消失在青石板巷，忽然明白了：这世上最动人的光，从来不是庙堂里的神像，而是有人用一生，把“信”刻进骨血，把“仰”活成呼吸。
后来我才知道，他叫陈伯。年轻时跑船，后来在镇上开了家小杂货店，三十多年，从未涨价。不是不会算账，而是信“薄利多销，心安理得”。
有一次我再去茶馆，见他正给一个流浪孩子递馒头。孩子脏兮兮的手接过，他顺手擦了擦孩子脸上的泥：“慢点吃，不够还有。”
这“信”与“仰”，藏在杂货店那副磨得发亮的旧算盘里——他说，每一颗珠子，都记着“不欺客”的理；藏在递出去的馒头上——多一个馒头，就多一分“爱人如己”的实底；也藏在那本写满批注的《圣经》里。
他没读过多少书，却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信仰从不是高不可攀的道理，而是你在心底认定“这样做值得”，然后，愿意用一生去照做的孤勇。
可更多时候，我看见的，却是“无光的人生”。
朋友阿哲，曾是我眼里的“聪明人”。做销售时，为了签单，他能把“质量一般”说成“行业顶尖”，把“售后不管”包装成“终身维护”。有一回他喝多了，拍着桌子说：“这世上谁信良心？信钱才实在！”
他的“无光”，并非贫穷，而是把欲望的秤，当成了信仰的尺——签单看提成，交友看资源，连对父母，也开始计算“养老成本”。
直到去年，他母亲住院。为了省护理费，他把母亲送进一家价格低廉的养老院。没多久，母亲夜里摔了一跤，没人及时发现。他赶到医院时，母亲攥着他的手，轻声说：“儿啊，妈不怕死……妈怕你活得像个没心的秤砣。”
那些抱守着消极信仰只满足物欲的的人，甚至无信仰的人，就像没灯的船，只能被私欲的浪推着走——今天想多赚一点，明天想多享受一点，却从未认真问过：这些，真的值得用良心来换吗？
后来阿哲跟我说，有一次他也去过陈伯的杂货店，还看见陈伯给一位老人免了零头，老人连声道谢。他站在街对面，忽然哭了：“我卖了这么多年货，几乎没人对我说过‘谢谢’，只问‘能不能再便宜点’。”
当“信”字被偷走，人就成了空心的船——能漂，却不知道漂向哪里；能装，却装满了迟来的悔意。
又一年的春天，我再去古镇，陈伯的杂货店还在。门楣上新挂了一块匾额，上面只写着四个字：“信是实底”。
他坐在门口晒太阳，见我来，笑着招手：“来，尝尝新到的龙井。我信这茶，能清心。”
茶香氤氲中，他指着河面上的一艘货船说：“那是我以前的徒弟，现在自己当老板了。他信‘货真价实’，所以生意比谁都稳。”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理智的人生，从来不是等风来，而是尽早找到自己的“信”。
这“信”，不必人人都一样。可以是信善有善报的朴素，信把手头的事做好 的踏实，信家人比钱重要的温度。只要信得真，仰得稳，平凡的人，也能活成一盏灯。
临走时，陈伯送我一包他亲手炒的茶，说：“这茶要慢慢泡，急不得——就像‘信’，得慢慢活，才出味。”我捧着茶包，看着河面上的船渐行渐远，忽然湿了眼眶。
所谓信仰，不过是：你在心底认定“这样做值得”，然后，愿意用一生去照做。
它像陈伯手中的《圣经》，像他递给流浪孩子的馒头，也像你清晨为心中所信而早起的那份勇气。
理智的人生，始于明白“我信什么”；而真正有永恒的人生，终究要落在：是否把这信，活成了属灵生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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