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蕾莎修女的真相（下）

【提要】

一个堕胎和避孕的狂热反对者，全面隐瞒其资产和工作的性质，这么一个人如何能长时间受到自由世界批判性媒体的青睐呢？

克里斯多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把她称为“媒体圣徒”。直到今天，要想寻找关于她的批判性报道，仍然需要放大镜。关于她的书有成百上千，是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所写的生活建议，美其名曰“献给被遗弃者的一生”、“加尔各答 的圣者”、“无畏无瑕的嬷嬷”或者“爱的力量”等等。

每个德国学生在上政治课时都会学到，媒体有启蒙的任务和自我要求，不受专制的控制和审查，进行深入的调查，即使对貌似不可触动的——就是“上边的人”也提出批判性的问题，保护我们免受权力滥用和操控的损害。而每一个青年人都可以在最近的一个报亭学习到，媒体带来的大标题是“Michelle Hunziker：她想和新欢要第二个孩子”或者“罗伊悲剧严重得多：大脑被毁了？”

事实上，德国尽管有数量巨大的媒体产品，但进行独立调研的记者却相当少：稿酬低廉、上级的规定、编辑室的多层过滤，为需要大量投入的工作限定了狭窄的界限。大型杂志有能力为一个头条新闻（Top Story）支付大批费用，但是，什么是一个头条新闻，是由主编决定的。

关于德国顶尖政治家与公关顾问莫里茨·赫兹齐格（Moritz Hunzinger）的关系的报道，两年间被提供给了不同的媒体，都遭到拒绝，最后才由《明星》杂志发表，并导致了鲁道夫·沙尔平（Rudolf Scharping）事件曝光。经过短暂的闪光灯风暴，这一事件很快又从公众意识中消失。赫兹齐格（Hunzinger）引导政界人物与经济精英聚会的“议会晚会”和“政治沙龙”几乎不被质疑，就如同每年举行的欧美精英峰会“毕尔德伯格会议”很少被质疑一样。报道关于911的各种阴谋论时，《明镜》周刊采用的标题是“荒谬大观园”，一网打尽所有那些阴谋论疯子。这家杂志甚至毫不自私地把这个揭秘故事翻译成了英文。

媒体批判者诺姆•乔姆斯基早就怀疑，传统大众媒体的主要功能不是揭示真相，而是掩盖真相。这可以通过直接的假信息实现，比如《福布斯》（Forbes）和《华尔街周刊》（Wall Street Journal）针对迈克•摩尔（Michael Moore）的电影《哥伦拜的保龄》（Bowling for Columbine，一部迈克·摩尔拍摄的关于校园枪杀案的纪录片）散布的假信息，但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侧重某些事实和观点——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关于娱乐明星迪特尔•波伦（Dieter Bohlen）的文学创作的报道规模和对安哥拉地雷或沙地阿拉伯人权状况的关注程度。有时候，特定的视角完全被忽略。

一颗明星的诞生

如果不带偏见地查考一下特蕾莎修女的业绩，我们就可以确定，媒体系统地扭曲了现实，并且完全忽略了批判性分析。这个已故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媒体故事开始于英国人马尔科姆•穆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天主教时报》（Catholic Times）在她去世后于1997年10月12日写道：“如果不是他，世界或许永远不会知道特蕾莎嬷嬷。”穆格里奇是一个狂热的保守主义分子，认为世俗的自由主义是“所有破坏力量中最大的”。他是文化自由代表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赞助的记者之一。这是一个中央情报局（CIA）组织，任务是在欧洲建立对抗共产主义的对立文化。除了“非共产主义的左派”，它还资助自由派左翼社会意义意义不大的表达方式，就是抽象艺术和“后现代化思维”（关于这个课题的权威著作是Frances Ston or Saunders的Who Paid the Piper? :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1999,Granta）。

穆格里奇的特蕾莎项目开始于1968年的一个BBC采访。当时，生于阿尔巴尼亚的修女特蕾莎在加尔各答领导的还是一个规模相当有限的垂死者收容院——这并不是什么有创意的机构，特蕾莎出生之前，加尔各答就早已经有了类似的机构。不论是规模还是所提供的医疗保障，特蕾莎的机构都是最低限度的。在这里，孤儿可以有饭吃，垂死的人头上有个屋顶，这一切都具有传统的天主教风格：护士修女们没有值得一提的医学训练，不过垂死的人要受秘密洗礼。与其他的机构相比，比如拥有图书馆和学校的印度罗摩克里希那传道会（Ramakrishna-Mission） 或每天分发1.8万份饭的美国神召会传教所（Assembly of God），特蕾莎的修女团即使在今天也微不足道。

对于基要分子穆格里奇来说，特蕾莎修女正是他向世界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所需要的人物。为此，他首先是在美国找到了支持者。1969年，穆格里奇与导演彼得•谢弗（Peter Schafer）共同拍摄了纪录片《为天主做美好的事》（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随后有同名的国际畅销书出版。这部纪录片具有传奇性，是因为穆格里奇声称在特蕾莎的收容院拍下了“摄影奇迹”：他声称昏暗房间里那种柔和的光线是无法从技术上解释的。一直到1994年，摄影师肯•麦克米兰（Ken Macmillian）才解释说，当时他们试用了柯达的一种新胶片。“当我们最终看到电影的时候，我已经想欢呼赞美柯达，但是穆格里奇不让我这么做……同一天，我就因为加尔各答‘奇迹’收到了所有这些电话。”

在美国，宗教右派欢庆特蕾莎修女，而她则开始宣传对避孕和堕胎的拒绝。影响巨大的教徒，比如新教徒葛培理（Billy Graham）和天主教徒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造就了在加尔各答从街上收容“穷人中的穷人”的“活着的圣徒”的说法（这种说法虽然是胡说八道，却得到了特蕾莎感激的重复）。

还在1971年，穆格里奇就预言特蕾莎修女将获得诺贝尔奖，而且在她去世前就预言她将会被封圣。特蕾莎则越来越由修女发展成了媒体人物，她不仅以各种由头周游世界，而且在自由派圈子里也成了教皇拿得出手的代表。每会见一个政客，她都要请求制止堕胎、避孕药和避孕套。经过两次失败之后，她终于在1979年被授予诺贝尔奖。这是一场资金丰厚的宣传运动的结果，而她则利用这次机会，向世界舆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但是我相信，今天和平最大的破坏者是堕胎，因为这是直接的战争，直接的杀戮——直接由母亲自己实施的谋杀。……今天，堕胎是最大的邪恶，是和平最大的敌人。今天汇集在这里的我们，是我们的父母所要的。如果我们的父母不想要我们，那么我们就不会在这里。”

我们想要孩子，我们爱他们。可是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呢？许多人为孩子们担忧，比如在非洲，他们大量死亡，或死于饥饿，或死于其他原因。但是数以百万计的孩子们死去，因为他们的母亲的意愿。如果一个母亲能杀死自己的孩子，那么，还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去杀人或者互相杀戮呢？什么都不能。

对于一个以减少世界上的痛苦为己任的女性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话语。但是，在随后的年月里，特蕾莎的另一个形象就要显现出来：作为教皇的奸细，她并不拒绝人的苦难，而是要庄重地举行并促进人的痛苦。就在特蕾莎修女晋升为右派的宠儿而且也被克林顿和戴安娜王妃这样的自由派献媚的同时，媒体也热情地加入了这场游戏。

一个神话的破裂

为特蕾莎修女的形象带来第一道裂痕的，是克里斯多弗•希钦斯的纪实作品《地狱天使》（Hell’s Angel，1994）和随后于1995年出版的100页的论战文。这两部作品大体上是以很尖刻的方式讨论同样的指责。书中缺乏信息来源，但是其中提到的事实从总体上没有争议——鉴于希钦斯的风格和单打独斗的角色，他的批评很容易被忽略。事实上，希钦斯作品的很大部分是以生活在英国的印度人查特吉（Aroup Chatterjee）的调查为基础的。查特吉参观并拍摄了特蕾莎修女的工作，采访了相关人员，并就特定的事件试探了修女们的反应。今年，查特吉的书出版，与此相比，希钦斯的作品简直就像学生作文。

查特吉的作品《最后的判决》（The Final Verdict）全文可以在出版社的网页下载，长达400页，信息来源完整，是对特蕾莎一生业绩的清算。此外，查特吉直接参与了特蕾莎的宣福（是天主教会追封已过世人的一种仪式，用意在于尊崇其德行，信仰足以升上天堂）审定程序，向梵蒂冈负责此事的权威递交了自己的意见，甚至被邀参加一个业余神职审查人的问讯会，以确定特蕾莎的“神圣性”。他的意见当然对宣福过程没有任何影响，而他自己也不要求教会人员中断宣福审定程序：“如果我是生意人，我当然会让自己最好的售货员出面。”

除了查特吉，特蕾莎去世后的几件出版物也进行了深入一些的挖掘。1998年9月10日，《明星》发表了沃尔特.乌兰韦伯（Walter Wüllenweber）调查特蕾莎修女团资金情况的文章《拿取比给予有福——特蕾莎修女：她的千百万资金在哪里？》

参考了现有的资料，简朴的圣者神话就所剩无几了。希钦斯认为，特蕾莎修女首先满足了人们相信有什么人关心穷人的心理需要，这样就可以不用自己去关心。事实上，特蕾莎神话首先是西方媒体预谋沉默的结果。查特吉的书至今基本上被忽略，尽管他可以向每一个提出疑问的人提供调查时的录像、录音和其他记录。如同赫兹齐格故事一样，关于艾格尼斯•刚察•博亚丘（特蕾莎修女的原名）的真相的故事销路不好。

换在10年前，这种预谋的沉默还可以继续下去，但是，互联网现在给想知道情况的人提供信息，这样，人文主义网站就链接了查特吉的书，当然是在维基的特蕾莎修女词条。恶劣的是，个别天主教徒无法完全避免现实，因为，如果用Google搜索“Mutter Teresa”（特蕾莎嬷嬷），搜索结果的第一页就会出现卑鄙的无神论者创建的德文网页“加尔各答的死亡天使”。

特蕾莎修女与穷人

可是，究竟什么是特蕾莎修女阴暗的真相呢？就算她的政治观点与主流观念不符，难道她不是一个诚心帮助穷人的好心人吗？查特吉的调查表明，特蕾莎在媒体中就自己工作的性质和范围进行了系统的欺骗。在现实中，她的工作人员与其说是与死亡斗争，毋宁说是促进死亡，她们连就近的急救呼叫都置之不理。

在印度次大陆出现危机时，特蕾莎的修女团反正几乎不扮演什么角色。查特吉在他的书的第11章按不同的项目对特蕾莎的仁爱传教会和印度的罗摩克里希那传道会进行了对比，比如在应对危机和灾难方面，查特吉列举了出书前几年的共16个事件，罗摩克里希那传道会每次都提供帮助，而特蕾莎修女团没有参与过任何一次。大灾难发生时，“活着的圣者”往往是在第二故乡罗马，或是在美国，或是正在为反堕胎巡游世界。即使是她的“属灵”顾问、众多歌颂特蕾莎的书籍的作者之一爱德华•勒乔雷（Edward LeJoly），也早在1986年与一个修女谈话时就说，特蕾莎“总是不在”。戴安娜王妃多次想在加尔各答与特蕾莎相会，未果，因为后者从来不在加尔各答。这样，她们最终会面是在罗马和纽约。

特蕾莎满世界抱怨，远离了加尔各答的受苦人是多么可怕，可是暗地里应该恨透了这个避孕和堕胎毫无困难的城市。查特吉写道，她在这个城市从来不可能公开控告“未出生的生命”的苦难，要不然至少会被口水淹死。有一次她倒是面临了被暴打的危险：1984年12月的博帕尔工业灾难中，死亡人数和纽约世贸大楼遇袭一样，而她只会说“Forgive, forgive”（饶恕，饶恕）。在护理受害者方面，不论是她还是她的修女团，都没有起到值得一提的作用——当然，在未做任何批判性审视而接受所有新闻声明的西方媒体中，她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她对穷人所受苦难的真实态度，在1981年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被问到她是否教导穷人忍受命运时，她回答说：“我想，穷人接受自己的命运，分享基督的苦难，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我相信，穷人的苦难是对世界其他人极大的帮助。”谁要是对这种逻辑感到困惑，那他就应该看到，作为这种逻辑的基础的那个宗教是以一个死刑刑具为象征的。

这样看来，医疗措施困乏、拒用止痛药等等，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主编罗宾•福克斯（Robin Fox）博士在1994年9月17日描述了自己在特蕾莎一间收容所的观察，忍不住进行了批评：“我被告知，很少被允许进行检查。修女和志愿者用于区分可治和不可治病人的数据呢？答案还是没有。这种系统性的方法与收容所的精神是不相符的。特蕾莎嬷嬷更相信预定的安排，她的规则是要防止（人们）涌向物质主义。”据查特吉说，特蕾莎粉丝们的反应导致多天不能正常工作，他后悔说了对特蕾莎具有批判性的话。

特蕾莎修女自己总是强调，用最简单的手段治疗穷人是多么重要。真正让人惊奇的，不是她自己真这么认为，而是西方媒体毫无批判地报道这种杀人的拯救学说。有意不区分可治的和不可治的病人，与针具和其他用具（如果有的话）缺乏消毒一起，当然会导致感染和不必要的死亡。希波克拉特誓言毕竟是一个异教的发明。特蕾莎反复强调，“美丽的死亡”对她来说是多么重要。美丽的死亡是没有痛苦的死亡吗？当然不是——讲得最多的一个特蕾莎轶事是，她对一个垂死的忍受剧痛的癌症病人说：“是耶稣在吻你。”病人回答说：“那你告诉他，不要再吻我了。”这种轶事，在天主教圈子里总能引发心领神会的微笑。

特蕾莎的世界

鉴于这些情况，她的修女团并不像她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所说的那样在大街上成群地收容苦难的人，这几乎要让人感到欣慰了。修女团虽然拥有急救车，但是这些急救车安装了沙发，变成了修女专车，有时候用于往每年一度的修女节送鸡——这些车辆不是用于运送病人的。查特吉通过多次测试性的呼叫证明，收容所受到急救呼叫时仅仅是要求呼救人向正规的呼救台求救（谁要是不说英语——多数穷人反正不说英语——那他根本不能和修女团的多数工作人员沟通）。那些修女们也根本不是在街上收容受苦的人，相反，如果求救的病人有亲戚，不论穷富远近，一律被拒绝。

特蕾莎一直虚夸自己的工作规模，一次说每天在加尔各答为4000人提供饮食，下一年就说是9000人。查特吉对发放饭食的赈济厨房拍摄多天，估计每天在加尔各答得到饭食供应的人数最多不超过300人，有时候赈济厨房还要饭票，而得到饭票是很复杂的事（查特吉不无讽刺地说道：“Dnarapara…的少数那些天主教家庭有所有的饭票”）。特蕾莎的这些数据从来没有受到媒体的质疑。

在另外的场合，流传着61273这类可笑的数字：因为特蕾莎教授“自然避孕”（天主教教条允许这种所谓的“日历避孕法”，因为这要求当事人在一定程度上禁欲）而有这么多的婴儿未出生。如同在其他天主教地区，加尔各答最穷的人的确被要求学习按日历计算可以有性生活的日期。这种极端不可靠的方法是允许的，而使用橡皮套则是对潜在生命的谋杀。此外，按照天主教的官方说法，橡皮套是不可靠的；自然避孕安全而可靠，避孕套则是杀害生命的、不起作用：只要是贫困与天主教相聚，教会就到处用这种宣传鼓励饥饿、疾病和大规模死亡。特蕾莎一生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狂热代表。她的修女团遍布世界，如同查特吉在第7章所描述的那样，她们常常不履行任何赈济功能，而是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那样负责让土著人改信天主教。

不论是到什么地方进行政治宣教，她都严厉反对避孕套，如同反对堕胎一样。不用说，即使是轮奸和乱伦的结果，她也认为绝对不可堕胎，并且在国际上为这样的立法而游说。

未出生的生命对她来说太重要了。至于已经出生的生命对她来说有什么意义，她在1981年访问海地时表达得非常清楚。她高兴地对海地独裁者杜瓦利埃的夫人说：“总统太太，这个国家因为您的事业而生机勃勃。”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论用什么手段获得军事独裁者的什么支持，都是合理的。

特蕾莎的千百万资金

钱，这是特蕾莎永远收不够的。原修女苏珊•希尔德（Susan Shields）在她的文章《特蕾莎麽麽的幻象》（Mother Teresa’s House of Illusions）中指出：“金钱来得飞快，邮差经常送来整邮袋的信。我们经常收到5万美金或数目更高的支票。”这些钱都到了什么地方，希尔德不知道。修女团简陋的条件并未因此得到任何改变，修女团领导甚至严格反对用这些钱购置新设施，比如医疗设施。在希尔德工作的纽约布朗克斯区，甚至连给穷人的面包都不是买的。据希尔德说，一年之内，就有5千万美元流入了修女团的账户。

不过，修女们有严格的指示，不许准确记账，修女团的资金状况模糊不清。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数以亿计的生意。除了众多的高额奖金，特蕾莎还从极度可疑的人物那里获得数以百万计的捐款，比如原来美国反色情最著名的斗士之一、骗子查尔斯•基廷（Charles Keating）。他因为参与储蓄和贷款（Savings & Loan）金融丑闻而被判刑12年，特蕾莎修女给法官写信祈求宽恕——对朋友当然是要报恩的。检察官以私人的名义回信，请特蕾莎退还基廷的捐款，这些钱部分是基廷从穷人那里骗来的，是骗取了别人所有的积蓄和未来而得来的。特蕾莎当然没有回答检察官。

她还欣然接受了英国出版商罗伯特·麦克斯韦德（就是爱泼斯坦案件中关键人物麦克斯韦德的父亲）提供的大额捐款。后来麦克斯韦被爆占用了他员工的退休金，金额达到了惊人的4.5亿英镑。

但是特蕾莎修女心安理得地拿了麦克斯韦的捐款，从未想过归还。她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她拿的是许多人的退休金，许多人因此衣食无着，下半辈子贫困潦倒。一个慈善家，干的却是吸血鬼的勾当。

【图释：特蕾莎与金融骗子基廷在一起，后者捐给她的修女团上百万美金。基廷被判刑后，特蕾莎为他获释而奔走，捐款从来没有退还。】

对基廷百万捐款的通常解释是，他以此寻求赎罪。不过，这可信吗？美国的新教徒为什么要通过金钱和媒体支持特蕾莎修女呢？《明星》杂志在关于特蕾莎的资金的文章中 猜测，这些钱到了梵蒂冈的账户：“梵蒂冈银行怎么处理钱，这是连亲爱的上帝都不许知道的。”梵蒂冈银行的丑闻及其对洗钱、贩毒和一切有利可图的事情的参与，是不可胜数的——意大利“生意人”曾经试图阻止关于卡尔维（Calvi）死亡的电影《上帝的银行家》上演，没有成功。还有哪个组织比神圣与善良不容任何人质疑的特蕾莎的修女团更适合于洗钱吗？如果再考虑到穆格里奇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那么，不用是什么阴谋论者，就可以设想，特蕾莎远不止是一个思维简单而且不懂帐目的老太太。

特蕾莎的奇迹

回到现实中来。为特蕾莎正式宣福，需要她死后的一个奇迹，而奇迹很快就在丹格瑞姆（Dangram）这个小镇发现了。特蕾莎去世后一年，贫穷的印度妇女 莫妮卡•波斯拉（Monica Besra）因为下体疼痛来找修女。特蕾莎佩戴过的一个圆牌转眼间就解决了她的问题——她下体内的一个肿瘤被神奇地治愈了。她丈夫对这种说法抗议了几个月：“我的妻子是医生治好的，不是奇迹。”波斯拉事先确实曾经到医院。给她治病的医生兰詹•库马尔•穆斯塔菲（Ranjan Kumar Mustafi）认为：“神迹的说法绝对是胡扯，应该受到每个人的诅咒。她下体长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肿瘤，是肺结核引起的。给她开的药物缩小了肉瘤，直到一年后完全消失。”我们应该知道，特蕾莎修女并不怎么受加尔各答知识分子的爱戴。

不过，为了一件好事，也是可以出钱的。这样，至少波斯拉的丈夫在宣福前及时转变了观点：“是奇迹帮了我妻子的。现在，我和我的孩子们在修女们的帮助下可以受到教育，我也有能力买了一小块地。一切都好起来了。”稍微受一点公关训练，一定也能学会，这样的话他不一定非要和记者说。

谁要是以为特蕾莎是一个有争议的圣者，那他就太不了解天主教会的历史了。要了解这点，我们不仅要看最近被宣福、封圣的，比如说极端保守的主业会的创始人施礼华（Josemaria Escriva），或者支持克罗地亚乌斯塔刹法西斯分子屠杀35万塞尔维亚人的萨格勒布大主教斯蒂芬尼克（Stepinac）。奥托•冯•柯尔文（Otto von Corvin）在1845年出版的《神棍镜》（Pfaffenspiegel）一书中写道，那些“可爱而善良的圣徒们”的主要功绩，就是用不同形式的自我折磨来压制自己的淫欲，甚至可以到自我阉割。此外，最早的那些圣徒主要的工作是消灭可憎的异教。Myra 的圣尼古拉，今天以可口可乐的装扮闻名于世，曾经摧毁异教女神狄安娜的众多庙堂，他的纪念日是12月6日，凑巧是戴安娜的生日。圣马丁也摧毁了众多的庙堂，还砍掉了有宗教意义的树木。亚历山大的圣居里尔下令或任凭手下的基督暴徒在415年残酷杀害异教学者希帕提娅。希帕提娅异常著名，即使 Socrates Schlasticus这样的基督教学者也极力赞美她美丽、智慧、道德高尚。

为了抹消对希帕提娅的集体记忆，教会捏造了一个新的圣徒：亚历山大城的卡特琳娜。教会说她是比希帕提娅早100年的聪明、美丽而又自信的年轻女子，在亚历山大城劝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因此被残酷杀害。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证明她的历史存在，她在1969年被删除出罗马教会日历。不过，整整六个世纪间，她是最受欢迎的圣徒之一，许多基督徒至今还敬仰她： 这毕竟是一个美好的故事。

附：对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的采访

美国世俗人道主义理事会的执行会长马特•切瑞（Matt Cherry）对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的专访。

问：根据民意测验，特蕾莎修女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妇女。她的名字是为人类服务无私奉献的代名词，那么为什么你要挑剔这个圣徒似的老太太？

希钦斯：这部分是因为那个印象如此广为流传。但是也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人们对此事不加质疑是我们面临的所谓轻信问题的征候。人们愿意相信任何披着神圣外衣出现的事情，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们不加批判地接受特蕾莎修女是一个圣徒的观点，这些人本来应该用一种世俗或者理性的方式思考，然而他们却偷懒了。换句话说，在各种意义上，这都是一个未经检验的主张。

新闻界也没有对这件事加以调查——没有人真的调查过她做了什么。甚至没有人调查为什么应该是她，而不是其他许多非常无私的、献身于救济我们称之为“第三世界”的苦难的人们得到了关注。为什么从没有人提到过她声称工作的动机是让人们改信宗教原教旨主义，改信天主教教义最极端的解释？例如，如果你问问大多数人是否赞同教皇关于人口的观点，他们会说他们认为这些观点非常极端。可是，现在有一个人一生的工作就是宣传那种最极端的观点。

那是第一个动机。第二个动机是一种新闻记者的好奇心——为什么此前没有人对特蕾莎修女的理论或实践提过任何严肃的问题？关于她的实践，我不禁注意到她曾站在海地的杜瓦利埃家族的一边（杜瓦利埃是海地的前独裁统治者，于1986被赶下台——译注）。例如，她曾接受过“林肯储蓄与贷款公司”的骗子查尔斯.基廷（Charles Keating）的钱（超过100万美元），即便有人告诉他这些钱是偷来的；她还是印度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最反动势力的同盟；她最近发起了一场运动，阻止爱尔兰不再成为欧洲最后一个宪法规定禁止离婚的国家；她的干涉总是及时地帮助了最保守和最蒙昧主义的势力。

问：你是否认为这是由于她是一个精明的政治投机者，还是由于她太幼稚而被别人利用了？

希钦斯：人们常常问我这个问题。我无法从真正熟悉他的立场上来说到底哪个是真的，因为我只见过她一次。但是从观察她的角度来看，我不认为她是幼稚的。我不认为她特别聪明或者她有着复杂的思想，但是我认为她在一定程度上是狡猾的。

她有很好的本能：她似乎知道何时何地可能需要她，现身的时候看上去仍然很朴素。但是从加尔各答到海地的太子港机场有很长的一段路，从机场到总统官邸也有很长一段路。你不能用寒酸的方式只穿一条简单的纱丽在在那里出现。需要提前安排和考虑到很多事情。你不会最后突然天真地发表一个演讲说杜瓦利埃家族热爱穷人。所有那些都涉及相当高级的计划和计算。但是我认为这种天才让它看上去很朴素。

特蕾莎修女的一位传记作者——几乎所有关于她的书都是完全缺乏批判精神的崇拜者写的——用一种无比惊奇的情绪说，当特蕾莎修女首次在梵蒂冈和教皇见面的时候，她是只穿着值1卢布的纱丽，乘巴士去的。这可以成为我对举止虚伪的定义。一个正常人至少会戴上她最好的头巾，乘出租车去。她这么做颠倒了朴素的方式。这明显是矫揉造作，经过了计算。然而这立刻被人写了下来，成为了她神圣与虔诚的迹象。一个人不必太愤世嫉俗也能看穿这种行为。

问：你指出，尽管她非常公开地传天主教教义，特蕾莎修女在许多非天主教徒甚至在世俗者中间也享有神圣的名声。而她的声誉是来自她对加尔各答的病人和濒死者的慈善工作。她到底在那里做了什么？她的护理设施是怎样的？

希钦斯：那个护理设施简陋到荒诞的程度：原始、不科学，与医学科学所倡导的任何现代观念相去甚远。有很多文章——自从我的书出版之后我又收集了更多的——谈到了她对麻风病患者和濒死者治疗之原始和失败，以及她对药物治疗和预防的态度之原始和失败。说她照顾垂死者，这倒是非常正确，因为如果你只要不死去，她真的没有什么可提供的。

这很有趣，因为首先她只是宣称为人们提供天主教式的死亡，第二，由于大量的金钱主要是捐献给她的修道会，而不是由她的修道会筹措的。我们无法审计它——没有人曾要求清算账目，看看有多少钱按照她的指示使用了。用那些钱，她本可以在加尔各答建造至少一座全新的、现代化的教学医院，而不用担心费用。如今她运行的设施和她最早成名的时候一样原始。所以，很显然钱没有花在这里。

问：你估计她收到了多少钱？

希钦斯：我有一个曾经积极参与特蕾莎修女的修道会工作的前成员的证词，她曾为特蕾莎修女工作了许多年，最后曾在特蕾莎修女设在纽约市的办公室工作。她负责把钱送往银行。她估计仅在那一个帐户中就一定有5000万美元。她说让她开始产生怀疑的事情之一就是修女们总是不得不假装她们非常贫穷，假装她们不能用钱为需要帮助的邻居做任何事。在自称贫困的外衣下，她们仍然请求当地的商人捐钱、出力，捐献食品等等。她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良心问题。

如果这是纽约一地的情况，而且既然我们知道了诸如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其他的宗教机构、颁发世俗奖的组织等等机构给了她大量的钱，我们可以推测出，如果这些钱用于了救济苦难，我们本该能够看到效果。

问：那么5000万美元只是她的财富的一小部分？

希钦斯：我认为这是很小的一部分，而我们应该呼吁对她的组织进行审计。她小心地不把这些钱放在印度，因为印度政府要求外国传教组织公开账目。我认为，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她在120个国家开办了女修道院，这就回答了关于她的财富的问题。这些钱只不过被用在了让她的修道会更加荣耀，以及修建教条的、宗教性质的机构上面。

问：特蕾莎修女是如何变成了慈善和圣徒的伟大象征？

希钦斯：一位非常虔诚的英国政治和社会批评家马尔科姆•穆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为了他热爱的事业而接纳了她，她也就从此变成了明星。1969年，他拍摄了一部关于她的生活的非常著名的影片——后来还写了一本名为《为天主做美好的事》（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的书。这本书和这部影片都配得上“圣徒传记”的称号。

穆格里奇是如此轻信，以至于他真的声称他在制作这部影片的时候神迹在摄影机前面出现了。他声称一个神秘的“温和的光线”出现在了特蕾莎修女的周围。这一主张很容易用摄影师本人的证词解释：他有一些柯达公司生产的供昏暗或光线条件不好的情况下使用的胶片。这些新的胶片被用于拍摄采访特蕾莎修女。（冲洗出来的）胶片上的光看上去很怪，摄影师正要这么说的时候，穆格里奇打断了他，说道：“这是一个奇迹，这是圣光。”

问：我们都是天主教公关机器的受害者吗？或者西方利用特蕾莎修女来减轻良心的不安？

希钦斯：你在问题里就给出了我的答案。长期以来，教会不太确定到底该怎么对待她。例如，在60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时候，印度次大陆的天主教会也在孟买开了一个相应的会议。特蕾莎修女出席了会议并说，她绝对反对对教义进行任何重新审议。她说我们不需要任何新思想或者反思，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工作和更多的信仰。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被印度的天主教徒认为是一个固执而教条的妇女。

我认为在教会（天主教）里还有其他一些人怀疑她太有野心了，因此她不会遵守教规，她想拥有自己的修道会。她总是请求离开，开始她的个人表演。在传统上，教会总是倾向于怀疑那种过分的热情。我认为这完全是一个由穆格里奇造就的世俗成果，当时他还不是天主教徒。

因此，这并非“信理部”（Holy Office，天主教的一个部门）宣传的结果。但是当天主教教会意识到胜券在握的时候，它迅速地接纳了她。她是教徒们的最爱，而且也是吸引非信仰者或非天主教徒的绝好广告。对于当时的教皇，她也是一个用于对付教会内部改革者和挑战者的非常有用的武器。至于为什么那些通常自认为是理性主义者或者怀疑论者的人们倾心于特蕾莎修女的神话，我认为这涉及了一种后殖民时代的屈尊心态，即多数人对于“地球上最可怜的人们”都稍感良心不安，因此他们很高兴感到有人会采取行动。也存在关于轻信的一般问题：一旦一个人的名声确立，人们就宁愿用他的名声来判断他的行动，而不是用行动判断他的名声。

问：特蕾莎修女的神话需要印度人在其中扮演不幸的受害者的角色。印度人对特蕾莎修女以及她给印度带来的形象有何感想？

希钦斯：我的书在印度出版的时候，我找到了来自印度的大量报道。这些书评绝大多数都赞同我的书。当然，这些书评来自印度的原教旨主义和世俗主义之间出现巨大危机的时候。

许多印度人反对他们的社会和人民被描绘成的形象。从特蕾莎修女和她的支持者那里，你会得到一种印象，即加尔各答只有麻木、肮脏和悲惨，而人们端着乞讨碗，只有用手把苍蝇从眼睛上赶走的力气。对于一个非常有趣的、美丽的、高度发展的、有教养的城市，这真正是一种诽谤。加尔各答拥有大学、电影学院、电影院、书店、雅致的咖啡馆和非常有活力的政治。那里确实存在严重的贫困和人口过多的问题，但是尽管如此，并没有那么多的乞丐。人们不会拖着你的袖子乞讨。他们对于不这样做而感到自豪。

加尔各答的灾难和痛苦之源恰恰是由于教会认为没有问题的人口过剩，以及附近地区大量流入的难民，那些地区是被以上帝名义进行的宗教和教派战争而毁灭的。因此，这些教徒欠了加尔各答很多，他们应该真正地用行动减轻他们造成的悲剧。但是他们假装正在这样做，这是一个大骗局。

　　

问：你在你的书中提到特蕾莎修女被宗教右翼和原教旨主义新教徒当成了宗教神圣的象征，用于打击世俗人道主义者。而原教旨主义新教徒在传统上是非常反对天主教的。

希钦斯：是的，她是美国反堕胎阵营的海报女郎。她首先被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被当作基督教理想主义和家庭价值的典范，后者是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阵营名义上的负责人。这是一种更大的问题的症状，我称之为“逆向泛基督教主义”，这是在天主教极端主义者与新教极端主义者之间的机会主义者的联盟，他们过去都习惯于相互排斥和谴责对方。

在私下里，帕特.罗伯逊对其他基督教宗派的态度只有蔑视，包括蔑视其他极端新教宗派。但是在公开场合，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强调它非常非常愿意与天主教结盟。在宗教极端主义者中间有一种浅薄的、机会主义者的泛基督教主义，而特蕾莎修女非常愿意和乐意帮忙。她完全知道她在为谁工作、和谁工作。但是我认为，在做诸如前往爱尔兰干预关于离婚合法化的公民投票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她最近这样做了），她是最高兴的。

顺便说一句，书中还没有展示一个有趣的角度。在爱尔兰关于离婚合法化的公民投票期间，爱尔兰的天主教教会威胁拒绝给想要再婚的妇女提供圣餐。没有任何例外：不论你是否嫁给了一个殴打你并对你的孩子进行性侵犯的酒鬼，你在这个世界或者另一个世界都没有第二次选择的权利。而那正是特蕾莎修女干涉爱尔兰的时候所支持的立场。

问：现在换一个场景：特蕾莎修女是戴安娜王妃倾诉忏悔的人。她们见了好多次面。你可以看到这种双边的兴趣；我不清楚她们之间谁需要谁更多。但是特蕾莎修女在接受《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拥有数百万美国妇女读者的杂志）采访的时候说，她听到戴安娜王妃离婚了，她真的很希望这样，因为那样她会更加幸福。因此毕竟还是存在宽恕的，但是需要猜猜宽恕是给谁的。没法说得比那更加直白了。

希钦斯：我自己感到有点吃惊，因为尽管我认为特蕾莎修女有很多欺骗性质的事情，我也认为关于她有许多真实的事情。无论如何，她被迫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婚姻是上帝的作品，它是凡人无法解除的。但是当她从内心深处说话的时候，她对离婚更加宽恕。

问：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教义是关于灵魂通过受苦而得到救赎。在特蕾莎修女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她认为受苦是好事，而且她在她的诊所等地不使用止疼药。她对她自己的健康也持相同的态度吗？她的生活方式与她所鼓吹的一致吗？

希钦斯：我曾不太愿意在我的书中谈及这些，但是我后来决定我不得不公布她曾说过穷人受苦是一种非常美丽的事情，而这种悲惨和痛苦的例子之崇高极大地帮助了这个世界。

问：真是可怕的话。

希钦斯：是的，事实上很邪恶。不幸的是，说这不符合基督教教义是不正确的，尽管许多人没有意识到那正是基督徒所相信的。在我看来，它纯粹是一种邪恶的观点，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点。

她上了年纪，她有很多自身的健康问题，而她自己去了西方最昂贵和最好的医院。我不愿在书中提到这些，因为这看上去仿佛是人身攻击，而我永远都不想那样做。我认为恨罪而爱罪人的教义明显是愚蠢的教义，因为这是一种伪对立，不过有一种形式的对立在道德上是可以辩护的——无疑，在争论中一个人只应该攻击论点，而不应该攻击提出论点的人。但是现在这个例子的反差似乎太大了（以至于不值得这样做）。

她的设施一无是处并不是关键，但是它们根本就不是医疗设施。她运行的所有设施都不起作用；据我所知，她们的目的并非治疗。公平地说，她也确实从未声称治疗是她的目的。尽管她确实接受了一些自欺欺人地认为她会这样做的人们的捐助，我还没有发现在任何场合她给出她的工作的错误印象。唯一能说她对这个错误印象的传播负有责任的地方，就是她不动声色地接受了由于那种错误印象而收到的东西。

问：但是如果人们因为垂死而前往她的诊所，而他们需要医学照顾，她是否把他们送往合适的地方？

希钦斯：根据一些证人的证词，没有。我出版了好几位证人的记述，我可以验证他们的证词，而且我与加尔各答和其他传教机构的前志愿者还有很多通信。当到了那里的时候，他们所有人都震惊地发现，他们忽视了一些非常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们发现抱着错误印象来到那里的人们认为他们会受到医学照顾，但是这些人不是被忽视了，就是没有得到任何建议。换句话说，任何怀着减轻严重病症的希望而前去那里的人们都犯了巨大的错误。

我写完这本书之后，曾经为特蕾莎修女工作的人联系了我，提供了许多证词，以至于我几乎有足够的材料来写一个续集了。